第39节：英雄辈出的时代(2)

　　大潮涌动中，傅斯年与同学好友罗家伦、汪敬熙、杨振声等20余位学生，以
陈独秀、胡适等人主编的《新青年》为样板，搞起了一个叫做《新潮》的刊物，
聘请胡适担任该杂志顾问，学着《新青年》的样子与吴宓等人搞的《学衡》派大
唱反调，猛力鼓吹与传统学术观念、文化思想不同的另类思想与文学。[4] 这一
做法得到许多同样具有另类思想的年轻人与激进分子欢呼与追捧的同时，也遭到
了以吴宓、梅光迪等“学衡派”、特别是北京大学校园内“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
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两足书柜陈汉章”（罗家伦语），以及章太炎的头号
大弟子黄侃等名流大腕的强烈反对与拼死抵制，双方皆以手中的笔作投枪、匕首，
你来我往地对刺起来，并有不把对方刺倒打垮决不收兵之势。

　　当此之时，而无论是被呼曰国粹派的黄侃、辜鸿铭等老夫子，或被称之为大
搞“歪理斜说”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辈，还是刚刚崭露头角、大受时髦青
年欢迎追捧的傅斯年、罗家伦等在一旁敲边鼓的文化新锐，甚至包括张国焘、段
锡朋、许德珩、汪敬熙等等各色人物，心中极为清楚真正让他们在北大校园内兴
风作浪、交锋对垒的后台老板，乃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只有蔡氏秉持“兼容并
包”的办学方针，才使一座制造官僚政客的京师大学堂从一具僵尸中蛹化而出，
成为“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和“有着希望的前途”[5] 的新北大。

　　出生于浙江绍兴府的蔡元培，作为光绪皇帝御笔钦点的翰林，曾经在日本和
上海等地与他的同乡，也就是那位整天高呼要造反杀人的女界名流——秋瑾秘密
联系，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埋头为革命党人制造炸弹，准备搞一场震憾世界
的恐怖活动——刺杀大清国皇亲国戚与王公名臣，以达改朝换代的目的。[6] 就
中国的恐怖分子或曰刺客而言，自战国末年的荆轲之后似乎没有再形成什么像样
的气候，是谓“荆轲之后无荆轲也”。直至清末民初，这一职业才又僵尸复活，
于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动荡社会中再度勃兴。当此之时，整个世界都似乎沉浸在打
闷棍、刺杀与劫掠的风浪之中，无政府主义暗杀更是风靡全球。热血青年趋之若
鹜，大街小巷不时传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
囚，引颈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的啸叫，
更有“人头做酒杯，饮尽仇雠血”、“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等等
狂吼。流风所及，中国留学生和革命党人如徐锡麟、秋瑾、汪兆铭、蔡元培、任
鸿隽、周豫才（鲁迅）等等，纷纷投入到这股大潮之中。当时被鲁迅誉为“中国
的脊梁”的刺客们的做法，到了21世纪初叶，由于著名的阿富汗男子拉登等一干
人马再度亮相、驰骋于国际舞台，始被更名为“恐怖分子”。由“脊梁”到“恐
怖分子”的名称更迭，这一过程后来被学者称为“和国际接轨。”[7]

　　蔡元培生就一副典型的南方人形象，身材矮小，行动利落稳当，“读书时，
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的读，而并有过目不忘之称。
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
生活朴素而谦抑。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意见、批评，或建议都欣然接纳。”[8]
朴素谦仰的蔡元培，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他在绍
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
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
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
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9] 这是蔡元培给青年学人、后来一度出任北大校长
的蒋梦麟留下的印象。

　　就蔡元培本人而言，把硫磺和硝酸包裹在铁片和石块里制造出的炸弹，可以
将一个王朝残破的躯体炸出几个血洞，让其在流血中慢慢死去。而改造一所堕落
的国立大学堂，同样可以制造出爆炸力惊人的文化炸弹，把整个中国腐朽没落的
思想和体制炸个天翻地覆。为此，1916年正在法国考察避居的蔡元培，受教育部
电召回国，于12月22日的“大风雪中”，迈着沧桑的步伐，伴着“风雨如晦，鸡
鸣不已”[10]的呼号，跨进刚刚经历过一回帝制复辟的古城北京，接受时任北洋
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签发的任命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1917年1 月4 日，时年49岁的蔡元培于北京古城晦雾缭绕的“三海”岸边匆
匆绕过，轻健沉稳的身影迈进高傲中透着古怪的北京大学门槛，在宽敞漆亮的校
长交椅上坐定。自此，这位前清翰林的后半生，便与国家、民族政治文化命运紧
紧地维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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