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节：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4)

　　张光直所言大体不差，只是不够深入和全面，具体细节上与事实亦有出入，
如当时的马衡并未出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只是此前曾出任过故宫博物院理事与
下属的古物馆副馆长，另外还有一个挂名的故宫维持会委员等职。他被拒于史语
所大门之外，与蔡元培没有多大关系，完全是傅斯年的把戏。个中原因，除了马
衡属于金石学家一派，学术观念陈旧，与西洋的新式科学派学者相比属于不“预
流”者，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便是傅斯年与他尊崇的老师胡适，对北京大
学极其强大的浙江派或曰法日派这个呼风唤雨、声威赫赫的派系大为反感。傅除
了对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马寅初以及后来成为中研院代院长的朱家骅稍加敬
佩外，对此前或之后北大文科方面所谓的“三沈二马加二周”等等著名健将，不
管被时人或后人誉为“投枪”还是“匕首”，是“战士”还是“民族魂”，傅斯
年皆无好感。原与傅关系稍好一点的周树人（鲁迅），在中山大学时已变成你死
我活的敌人，其他大同小异，没有往来，而处在这一派系中的马衡自然受到牵累。

　　尽管马衡在这一派系中为人低调，颇有人缘，且以经史、金石、汉魏石经等
学问闻名学界，但毕竟只是南洋公学出身，不可能具备欧美派“海龟”的学术眼
光与气度。当时心高气傲的傅斯年崇尚的是胡适、陈源等欧美系出身的“海龟”，
对那些未跨出国门即在圈内成名成家的“泥腿子”、“土包子”或“土鳖”之类
三六九等各色人物，傅氏不屑一顾，倘为了工作或其他关系双方不得不接触时，
傅亦经常用英文或中英文混杂的言辞与对方讲话，借以戏弄那些未出国留洋，不
懂英语的土包子们。[15]此时已近知天命之年的马衡，在傅斯年心目中的地位和
形象是不言自明的。而北大法日派在考古学的建设上也显得老态龙钟，暮气沉沉，
远没有以清华李济为首的欧美派更具科学锐气，更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因了法日派日薄西山与清华园中学者的旭日东升，朝气蓬勃，以及势不可挡的锐
气，傅斯年无论从心理的好恶还是实际需求来考虑，最终选择了掌握西方先进田
野考古方法的欧美系李济，而不是金石学家的大老土马衡，实则是历史的必然。
或许由于这段因缘，20年之后，当李济在战火纷飞，炮声隆隆的生死抉择中，毅
然决然押运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等多家集成的珍宝名器
跨越台湾海峡，安全抵达台北基隆港时，以马衡为首的老朽和老土们，在北平与
南京之间呼天抢地，奔走啸叫，坚决反对文物随国民政府运台等等，也就找到了
一个历史的根由和注脚。

　　遭到傅斯年拒绝的马衡被弄了个灰头土脸，退回北大国学门，再也没有吭声。
接到蔡元培与傅斯年邀请的李济，遂辞却其他一切职位，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
古组主任的身份，立即赴河南与正在那里的董作宾见面协商发掘事宜，并对殷墟
遗址有了进一步认识，作出了三个方面极具科学眼光的天才设定：

　　小屯遗址明显是殷商时代的最后一个首都。

　　虽遗址范围未确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遗址的重要中心。

　　在地下堆积中与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还有其它类遗物，这些遗物的时代可能
与有字甲骨同时，或早或晚，当然要依据埋藏处多种因素而定。

　　根据以上三个设定，李济制定了第二次小屯发掘计划，并凭借此前与毕士博
合作的良好关系，得到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经费支持。在董作宾密切配合下，李
济率领考古队来到安阳小屯，于1929年春季和秋季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发
掘，陆续发现了大批陶器、铜器与3000余片甲骨、两大兽头刻辞与闻名于世的
“大龟四版”（南按：一个完整的刻满文字的乌龟壳）。尤其引人瞩目和振奋的
是，这年的11月21日，李济于一堆碎片中发现了一片彩陶——这是安阳殷墟在抗
战前全部十五次发掘中，所记录出土25万块陶片中唯一的一片具有仰韶文化性质
的彩陶。对于这一异乎寻常的发现，20年之后，李济曾专门撰写论文指出它在中
国历史研究中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在开始这一工作时，参加的人员就怀抱着一
个希望，希望能把中国有文字记录历史的最早一段与那国际间甚注意的中国史前
文化连贯起来，作一次河道工程师所称的‘合龙’工作。那时安特生博士在中国
所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工作已经到了第十个年头了。这一希望，在第三次安阳发
掘时，由于在有文字的甲骨层中一块仰韶式彩陶的发现，大加增高。现在事隔二
十年了，回想这一片彩陶的发现，真可算得一件历史的幸事。”又说：“要不是
终日守着发掘的进行，辛勤地记录，这块陶片的出现，很可能被忽视了。有了这
一发现，我们就大胆地开始比较仰韶文化与殷商文化，并讨论它们的相对的年代。”
[16]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