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节：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5)

　　1930年春，当史语所准备对殷墟再度进行发掘时，不详的预兆接踵而至，河
南地面大雨、冰雹成灾，所降“冰雹大者数斤，小者如鸡卵”。这场灾难过后，
接着出现旱灾，导致河南全境“每天平均饿死1000余人”。[17]此前，以李济为
首的中研院殷墟发掘队与河南地方势力为争夺出土器物而大闹纠纷，使发掘陷于
困难。随后爆发的中原大战，使河南一带成为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军阀组成的
联军，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央军拼杀的主战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原定对
安阳殷墟的第四次发掘计划，在大炮轰鸣，硝烟弥漫，血肉横飞、新鬼添怨旧鬼
哭的风云激荡中化为乌有。

　　既然河南不能发掘，李济决定率部转移到山东临淄故城一带，欲开辟新的发
掘工地。当在临淄勘察后，感觉“问题太复杂了，绝非短时期可以料理得清楚的”
[18]。正在李济等人犹豫之际，突然传来了城子崖发现古遗址的消息，而遗址的
发现者，正是清华研究院时代李济唯一的一位攻读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生吴金
鼎。

　　1928年春天，时任山东齐鲁大学助教的吴金鼎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田野调查，
在济南东约60余里的历城县龙山镇一个叫城子崖的地方，发现了一处黑陶文化遗
址。惊喜之余，吴金鼎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自己的导师李济。李济喜出望外，
立即赶赴济南随吴金鼎到现场察看，意识到这是一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
遂立即“决定选择城子崖作山东考古发掘第一个工作地点。”

　　1930年秋，中原大战硝烟尚未散尽，李济与董作宾率师走出安阳，移驻山东
济南城子崖开始首次发掘。考古人员发现遗址中明显具有新石器时代特征，所出
土的文物与仰韶文化风格迥异，其中发现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几乎完全不同
于河南、甘肃的彩陶，器形也没有相同之处。而发掘所得的最具特征的“蛋壳陶”，
通体漆黑光亮，薄如蛋壳，其制作工艺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巅峰，这种工艺作为
一种文化标志——黑陶文化，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响。

　　根据发掘成果，李济等认定其文化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的价值
和意义“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
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与殷墟的成绩相比，城子崖虽比较简单，却是同等的
重要。”[19]由于城子崖遗址地处龙山镇，考古人员将这一文化命名为——龙山
文化。

　　当中原大战硝烟散尽，血迹风干之后的1931年春，李济率部重返安阳，展开
第四次大规模的殷墟发掘。在李济具体指导下，有计划地将殷墟遗址划分为五个
大区，每区由一位受过专业科学训练或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指导，以“卷地毯式”
的新方法进行发掘。发掘队除原有的郭宝钧、王湘等人外，增加了十几位年轻学
者。史语所新招聘的吴金鼎、李光宇来了，河南大学史学系学生石璋如、刘燿
（尹达）、尹焕章等新人来了。最令人瞩目的是，梁启超的二公子、被李济称为
“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梁思永，也在这个明媚的春天里，带着勃勃生机，
神采飞扬地到来了。

　　◎人类星光闪耀时

　　梁思永于1930年夏季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归国，此时梁启超去世一年余，
清华研究院也已解体一年，梁思永举目四望，物是人非，恍如隔世，其伤感悲痛
之情无以言表。正在北平的李济感念梁氏家族与自己的交谊，主动把梁思永介绍
给傅斯年。从此，梁思永正式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行列，开
始了后半生的考古学术历程。

　　梁思永入所不久，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从来华考察的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
家德日进神父处得到线索，说中国东北中东铁路一线，有人发现黑龙江昂昂溪附
近有个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个线索传到蔡元培与傅斯年耳中，蔡、傅二人立即意
识到该遗址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意义，遂产生了派人前往调查的愿望。当
时傅斯年正酝酿组织力量撰写《东北史纲》，其理由正如傅氏所言：“中国之有
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在北京
成立《中俄协定》，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日本人近以‘满蒙在
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辩，
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辩。”[20]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见梁思永学成归国，蔡元培与傅斯年站在国家、民族立
场上，立即决定抢在日本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派梁氏前去实地调查、发掘，
以地下出土历史实物来书写历史，借此塞住日本人邪妄的嘴巴，消解其为进攻占
领中国而疯狂叫嚣的“满蒙非支那领土”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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