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节: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6)
这年9 月19日,梁思永打点行装离平向东北进发,顶着正在黑龙江地区流行
的鼠疫,冒着时断时续的战火,于28日与助手从容来到偏僻荒凉的昂昂溪五福遗
址开始调查、发掘。此时该地天气已特别寒冷,梁思永到达昂昂溪,巡视第一、
二、三、四沙冈,很快发现了古代遗址并与助手携带发掘工具进行田野考古发掘。
因地势偏僻,每次往返于乡村驻地与遗址之间,都必须脱掉鞋袜,裤脚卷到大腿
根部,光脚淌着冰凉的积水而过。继9 月30日在第三沙冈发掘一座墓葬后,又在
各沙冈开探坑,寻找遗址和墓葬线索,相继在五福遗址水淀里亲自发掘了四处沙
冈与一座墓穴,发现了300 多件石、骨、陶器。10月3 日,因突降大雪,天寒地
冻无法开工,发掘工作只好暂停。
梁思永将发掘器物作了初步研究,交与当地政府部分保存,取道热河回北平,
以便沿途考察其他地方的史前遗址。10月21日,梁氏由通辽出发,经过开鲁、天
山、林东、林西、经棚、赤峰、围场,抵达热河,历时38天,跋涉上千里。其中
在天山发现查不干庙遗址,在林西发现林西、双井与陈家营子等遗址。在赤峰城
东北发现赤峰遗址。梁思永于塞外5 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了大量陶片、石器等
文物标本,以一个考古学家的眼光,对沿途地理环境作了考察,于11月27日回到
北平。
经过对热河与东北三省发掘材料对比研究,梁思永根据共同出土打制石器及
印文陶(至少在热河)的特点,把西辽河以北之热河,同松花江以北之东三省划
为一区;辽河流域(广义的)为一区(其特点是盛出磨制石器),进行了条理清
晰的文化区系划分。随着对黑、热二地史前文化材料鉴别、比较和认识,初步得
出了“昂昂溪的新石器文化不过是蒙古热河的新石器文化的东支而已”的结论。
一年之后,即1932年10月,梁思永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
册,发表了长达44页近7 万字,外加插图、写生达36版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昂
昂溪史前遗址》。从此,松嫩平原嫩江中下游沿岸广泛分布的以细小压琢石器为
主的原始文化类型,被称作“昂昂溪文化”,并在中国和世界古代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
梁思永此次科学考古发掘和研究报告的问世,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的研究奠
定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特别在石器研究中,对在热河特别是查不干庙和林西、
赤峰等一带采集到的细石器(当时称为幺石器)、石核制器、陶片等概念和分类
标准,进行了创新性的时代划分,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科学典范。与此同时,由
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第一卷于1932年11月在北平出版,以大量的事实所列
四项理由否定了日本人妄倡邪说者的鬼话。而《史纲》的第一条就是“近年来考
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
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从而扩展为“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
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21]由此事实依据,驳斥了日本人“满蒙在历史
上非中国领土”理论,并利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
明东北原本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
系。”[22]发出了“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
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23]的大海潮声。傅斯
年这个声音与梁思永的发掘报告相为呼应,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一棒,为
国人大出了一口志气,日本小鬼不得不在事实面前缩头猫脑,改辙易张,另外编
造侵吞中国的谎言了。
李济主持的殷墟第四次发掘工作开始后,在北平休整的梁思永接到指令,告
别新婚刚刚三个月的爱妻李福曼,意气风发地来到了安阳。
此前,殷墟附近有许多满布陶片的遗址,只因不出甲骨文而不被重视,当李
济主持第四次发掘时,感到有发掘附近这些遗址的必要。于是决定在殷墟遗址的
东南部,靠近平汉路一个明显鼓出地面、名叫后岗的地方进行发掘,并把该区划
为第五区,发掘工作由刚刚加盟而来的梁思永独立主持。
由于梁思永是当时中国学术界唯一一位真正受过考古学训练的独特“海龟”,
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技术技能,都比其它“海龟”和“土包
子”学者更胜一筹,即是李济亦不能与之匹敌。在发掘中,梁思永带领吴金鼎、
刘燿、尹焕章等几名年轻学者,采用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依照后岗遗
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划分文化层,成功地区别出不同时
代的古文化堆积,以超凡卓绝的旷代才识,发现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三者
之间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这一奇特的现象引起了梁思永高度警觉,他以科学的
思维方式和独特的学术眼光意识到:既然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所发现的仰韶文
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如果假设成立,则意味着龙山
文化不仅局限于城子崖一地,所涉及范围应更为广阔,并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史前
文化。这一极富科学眼光的洞见,无疑找到了解开中国史前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
面对史语所同仁“天天梦想而实在意想不到的发现”,[24]李济等考古学者感到
城子崖遗址是获取这把钥匙的关键所在,实有再度发掘、以详察内容及充实材料
的必要。于是,傅斯年决定暂缓编印殷墟发掘报告,派梁思永率一部分考古人员
赴城子崖遗址再度展开发掘,以验证此地黑陶与安阳殷墟所出黑陶是否为同一种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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