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节：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12)

　　[10]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结》，载《安阳发掘报告》，
1933年4 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

　　[11 、16] 《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12]《安阳殷墟头骨研究? 序言》，转引《敦煌考古漫记》，见《夏鼐文集》
卷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13 、28] 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 编者后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
出版。

　　[14]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 编者后记》。1929年后，马氏任故宫博
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7 月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1934年4
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另，关于安阳发掘是选李济还是马衡的问题，除张光直所言，还有另外一个
插曲。那就是在此前的1926年6 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与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
会结盟，成为东方考古学协会。但这一协会在成立之后，就学术路数与研究方向
及发展前景等问题，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竟不了了之。这一分歧最终导致
北大考古学派的衰落与清华学派的崛起。据对这一协会作过专题研究的桑兵说：
“中日双方在东方考古学协会内部的分歧，最终还是削弱了日本对中国考古学的
影响力，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成就和影响反而不及清华研究院。
日方重视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原因之一，是后者（南按：当为前者）在北
京的考古学机关中具有官学至尊的地位，看重政府行为的日本学者认为是对华施
加影响的有力支撑。与此相对，他们视美国系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中的考古学机构
为‘私学’的代表。清华研究院以人类学讲师李济担任主席。凭借较多的资金以
及和美国考古学家的有效合作，清华研究院的考古学稳步发展，成效明显，后来
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台柱。该所成立时，主持北京大学研究
所国学门考古学的马衡，曾主动提出想参加考古组，但遭到傅斯年的拒绝。在傅
心目中，志同道合的理想人选是从事新兴考古学的李济而非金石学家马衡。”参
见《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桑兵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原所长杜正胜将以上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引伸与推理，
他提到1979年夏鼐在记述考古组主任产生时曾说过，“所中提名二人，一位是著
名金石学教授，另一位是年轻而具有一定的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归国留
学生。蔡元培院长选择后者，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夏鼐所说的金石学教
授指马衡（字叔平），年轻学者指李济。对于这一说法，杜正胜认为：“夏鼐虽
在史语所工作过，唯其生也晚，对创所的历史并不清楚，也不了解史语所成立时
的运作，成员不是院长选的，故多想象之词。史语所设置的目的是在提倡新学术，
不是要找闻名的老教授来装点门面。十七年十二月，李济给傅斯年的信谈董作宾
第一次安阳发掘，提到‘北大马叔平曾间接表示欲参加此事’，探问傅的可否。
可见史语所一成立，马衡就想加入。过了快一年，马衡同时写信给傅斯年、李济
与董作宾，正式提出参加考古组的要求，傅斯年立刻拒绝，李济向傅报告他与董
作宾商酌过，完全赞同傅的决定。他说‘彦堂已拟以极客气信致马叔平，弟亦将
客气地回复他’。这无关乎人事倾轧，而是对知识的态度和追求知识方法的歧异
；如果说是门户，那也是‘道’不同的缘故。”

　　杜正胜又说：“学问有新旧，人有老幼，但二者并无必然关联。傅斯年拒绝
前辈学者马衡（时年四十七岁）于千里之外，却对另一前辈陈垣（时年四十八岁）
欢迎之唯恐不及。……傅斯年与陈寅恪那么竭诚欢迎陈垣，就是因为他的敦煌研
究是‘今日学术之新潮流’，他是一位‘预流’者，取新材料研究新问题，‘非
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陈寅恪语）。陈垣和史语所志趣相投，而且成绩斐
然，可以让欧洲和日本学者不敢轻视中国无人，故引为同道。”（杜正胜《无中
生有的志业》，载《新学术之路》（上），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印行。）
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时代之
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在他的眼中，陈垣乃当之无愧
的“预流”者，可惜的是陈垣一生终未能入主史语所成为专任研究员。

　　[15]据考古学家石兴邦在一篇回忆郭宝钧的文章中说：“他（郭宝钧）在考
古生涯中，也遇到些不尽如人意处，传说他在中研院时期，不被当时领导所重视，
因为当时中研院集中了好些从国外留学回来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博士和根基深厚
的国学饱学之士，而他是一个土专家。听说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明知他不懂
英文，有时和他用英语说话，是捉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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