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1)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

　　今天山西煤炭的问题、东北森林的问题，包括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
在实质上是同样的问题。山西挖煤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用，而主要是为了供应东南
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企业。在当今中国，所谓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地，利润在
国外，代价在国内，这当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发展逻辑，这里最根本、最核心的问
题当然是全球性的供需关系，是全球性的生产关系，只要这个世界性的生产- 消
费结构不变，抡起板子玩命地打山西、内蒙、黑龙江，那是不解决问题的。

　　I wonder why so many even "world" historians do not see that world
history in history of the world.

　　——A. G. Frank

　　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

　　从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晋南与代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融
合的文明创生地，无论是北上塞外，还是南下中原，山西既是一个转折点，也是
落脚点。多少伟大的帝国王朝在这里升起又衰落，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
在。

　　上党－长治地区不仅是赵树理的故乡，更是他毕生热爱的上党中路梆子的故
乡——以此为核心，西有秦腔，东有河北和山东梆子，这里是中国北方歌唱的源
头，也为北方方言奠定了基础。

　　上党梆子这种艺术形式，源远流长，起码在明末时期就形成了，据说它是从
沈宣王宫传出的，《明史》曾记载1549－1582年在藩的朱恬姣，说他" 好学、工
古文词、审音律" ，而沈宣王朱恬姣驻在山西，与明朝对蒙古的制度有关。1387
年（洪武二十年），明在今长治－上党地区设置大宁行都司，镇守喜峰口以外地
区，其管辖范围，东连辽阳，西接大同，南屏北平。洪武时的大将冯胜征蒙古纳
哈出部落，筑大宁城于此，1391年太祖封皇子朱权为宁王，镇大宁。此后，明朝
更设立了由诸皇子镇守北部边疆的" 宗王出镇" 制度，继1391年封宁王朱权于大
宁之后，再封代王镇大同，封庆王于宁夏，谷王于宣府、安王于平凉——加之秦
王、晋王和燕王已经镇守西安、太原和北平，从而在中国北方构成了以山西为核
心、由宗王们亲自挂帅镇守的针对蒙古北元政权的军事防线。

　　实际上，自汉击匈奴以来，便已设立了朔方诸郡，而上党郡即其一也。东汉
末年，匈奴来降者有五千部落，从此在此地与汉人杂处，其待遇与编户同，但不
纳贡赋，可见政策起初是很宽松的。但是，随着中原地区豪族的土地兼并日趋严
重，朔方诸郡宽松的土地和移民政策就终于不能持续下去了，汉人与胡人争夺耕
地的现象不断发生，晋之后，江统的《徙戎论》就是针对这一地区的汉胡杂处的
状态而发。所谓" 徙戎论" 的核心，就是夺胡人耕地为政府和汉人所有，也就是
将中原地区的阶级矛盾转嫁到异民族身上，从而必然由阶级矛盾促发民族矛盾。
而导致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 永嘉之变" ，也即是在此地区发端。可见，自古以
来，山西介于中原与北国之间，这里的文化不能不是多元交融的，这一点甚至从
上党梆子嬗变的历史也可以看出来，它是蒙古与中原文化杂交的产物。在这个意
义上，我认为并没有一个固定的" 山西文化" ，正如没有一个固定的" 欧洲文化
" 、" 蒙古文化" 和" 中国文化" 一样，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彼此联系和互相渗
透的历史产物，是" 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的产物。

　　长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同样具有重要地位，作为抗日战争的前线，1938－1940
年间，八路军总部就设在长治的武乡县境内（仪门、砖壁和王家峪），" 小米加
步枪" 、" 我们在太行山上" 、" 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 的传奇，
就是由这里走进中国历史的。长治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她还是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出发点，是新农村建设历史经验的宝库。建国以来，由于中苏、中蒙
关系的重要及敏感性，山西的战略地位不断加强，山西所开创的农业集体化道路
尤其影响深远。这里还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韩丁的第二故乡，韩丁(William Hinton，
1919－2004) 的巨著《翻身》和《深翻》，写的就是现在已经属于长治市区的张
庄，这两部书所探讨的，就是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土地制度大变革，对于现代世界
的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农村发展、中国现代土地制度的第一场党内争论，即1950年由长治
地委书记王谦发起，并引发华北局、山西省，直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
志之间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就发源在长治这块土地上。这场辩论
对于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众所周知，它也成为赵树理写作长篇
小说《三里湾》（后来的电影《花好月圆》）的契机。60年风雨再回首，今天看
来，王谦当年根据长治的经验所提出的：土地、劳动力入股分红，积累公积金，
而公积金作为公共积累不参与分配，退社时不能带走的创举，是一种壮大农村经
济、特别是壮大农村基层金融力量的制度创新，这种基层公共积累的制度创新是
对历史上晋商经营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1609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是实行
这样的入股分红、但公积金不分红的制度，我们今天绝不能忘记这种来自基层和
人民群众中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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