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节：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2)

　　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的税收来自土地税，贵族、
士大夫和豪门地主的收入则来自于地租，这二者自然都压在农民身上。当着国家
既要收税，又不能制止豪门地主兼并土地之时，那就会本末皆失，结果就是天下
大乱。近代以来，由于国家既要赔款、又要自强，国家于税收方面更是空前加强，
小农交租、自食后自然无力完此重税，于是只好向地主去借高利贷，如此又造成
地主、富农也无意投资于土地和生产，而热衷于从事金融高利贷，这是因为放高
利贷比其他投资——包括投资于土地、农业生产更加有利可图。于是，近代以来，
地主就越来越不再是农业生产的促进力量，而成为农业生产的毁坏力量，这一点，
陈翰笙先生在1930年代研究美国烟草公司在华进行资本、资源掠夺的名著中，早
有清晰描述。而解放初华北、山西地区农村借贷利率之高，这在英国人柯鲁克夫
妇的《十里店》这本书中也有很深切的描写，" 一出《白毛女》，唱响新中国" ，
而《白毛女》中揭露最深的，也是华北农村高利贷之残酷。因此，认为地富阶级
是中国农村恢复生产的主要动力，为了农村生产计，就不能触动他们的利益，这
其实是没有看到近代以来农村地富的主要功能早已经不是发展生产，而是在农村
实行金融借贷——或者说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谓的" 赢利型经济" 。

　　农村要发展、农业要振兴，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而解放后国家在农村地区
推行的" 活跃借贷" （指贫困户在青黄不接时期向大户借贷生产、生活资料，待
收获后加倍偿还）的号召之所以没有效果，就是由于它不以土地为抵押，故大户
公开不从政令，而绝不愿借贷于小户，这就是因为借贷无从抵押之故；而如果一
旦允许以土地为抵押，口子一开，则大规模的农民失地现象必然发生。1950年代
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决定要走农村集体化的道路，一方面是由于农业依旧是
国家税收的来源，但另一方面，则更是由于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国家对农民和
农业的扶持。国家通过政策和贷款（主要是以供销合作社的形式）所扶持的只能
是农村集体（至于" 集体" 之大小可以商议），当然不可能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
小农个体去逐一扶持，因为任何国家（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立足农村基层的国家）
都不可能承担得起这样巨大的行政代价。而没有国家的扶持，全靠农民自发当然
不能产生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只能产生出剥削农村和农民的、非生产性的高利
贷食利剥削阶层，这已经为历史反复证明。何况当时的中国，一没有资金二没有
市场，从而无法以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的方式来进行工业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是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国外（以港台为中介）资金和面向海外市场的方式来解决
的，但是，它依然要决定性地受制于海外的资本和市场，进一步使得中国经济受
制于外国金融和市场垄断。今天国家免除了农业税，这当然是几千年没有的盛举，
但这毕竟离把中国农村发展起来还有很大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
要把农村建设好，甚至建设得与城市一样好" ，这在当年可能是高远的理想，但
于我们今天而言，却是必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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