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节：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5)

　　美国学者彭慕兰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论述，他认为如果鼓励一个地区大肆利
用其它地方的剩余和资源谋发展，那么全球经济体当然就不是一个机会均等的市
场，或者起点公平的赛场，而是一个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结构秩序，它所造成的也
是萨米尔·阿明所谓" 不平等的发展" 。近代以来，这个不平等、不平衡的世界
结构更被内化为中国自身的内部不平衡和不平等，而这其实是开始于1850年代中
国的" 国家重商主义" 发展道路的奠定，这种发展道路，最终造成了中国内部的
发展机遇和发展模式的" 大分流" 或者" 大转型" ：

　　在中国许多地区，1850年以后国家政策向重商主义方向的转化，是一个比1911
或者1928年那些变化更重要的政体转变。

　　外国的冲击摧毁了明清治国方略的基本原则：特别是通常要求富裕的地区接
济较为贫困的地区建设基础设施的社会重建信条。取而代之的是，外国的压迫有
助于给一个正在奋力求存的国家带来一种类似于重商主义的逻辑，资源不得不被
用在它要尽力保卫的地方——中国的东南沿海，那里是西方直接干涉的地方，也
是偿还外债的开发区。

　　但是，一旦我们把国家作为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来观察它的新旧使命之间、核
心区域与腹地之间的显著差异时——我的证据显示：国家对于腹地的更多的榨取，
确实对核心区域的公共事业作出了重要的改善，但另一方面，腹地则越来越为国
家所忽略，并越来越缺乏更大范围行政整合的机会，这些机会存在于那些核心地
区，而腹地既承受更大的压榨和榨取（大部分来自传统权力的拥有者），又承受
着剧烈的服务衰退之苦。

　　彭慕兰所指出的19世纪以来中国的" 国家重商主义" 发展道路，是很值得思
考的问题。因为1850年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一改历史上所谓" 让富裕地区援助
贫困地区" ，而成为" 劫贫济富" 。而且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历来都是" 重农
抑商" 的，为什么如此？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商不事生产，尤其不能促进生产方式
的转变。更具体地说，中国历史上的商是伴随着小农经济的发达而发达的，它有
摧毁和破坏小农经济的作用，但是却没有突破小农经济、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提
升到新阶段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商人，赚到了钱无非做两件事，一件是买地。
土地本无绝对价值，而一旦与地租相联系就有了很大的价值，而商人们这样做的
结果就是土地兼并和国家土地税的减少，所以历代国家起码为国税考虑，也要抑
商。另外一件则是放高利贷，放高利贷自古有之，近代尤甚，其结果我们前面已
经大致说过了。

　　曾经做过国民党" 文胆" 的陶希圣先生曾经这样总结说：因为中国的商业支
配着工业，所以中国就不能发生工业革命，何况中国的商人是在广阔的大陆上经
营，市场广阔，" 他们在现存的生产方法之下可以获得利润，他们不必去求生产
方法的改良。中国因此不能像英吉利那样，开始工业革命" 。这是很有意思的见
解。在现代学术史上，陶先生曾是与郭沫若齐名的杰出历史学家，他在这个问题
上是有洞见的，但也有不太高明之处，因为他没有看到：自1500年以降，欧洲有
200 个国家，彼此战乱不休，500 年来一直在打仗，因此战争和战争融资是500
年来欧洲政治经济的头等大事，从而近代欧洲几乎是很必然地发展出国债制度：
一方面是国家要为战争融资，就必须向商人借钱，从而使得商人支配了国家和战
争，并形成军商合一的体制；另一方面，它使得" 负债经营" 成为欧洲近代国家
和企业之通例，这就促成了信用制度的发达和扩大。而为包括陶先生在内的近代
以来的中国人所追求、羡慕的所谓的英国" 工业革命" ，在此意义上就并非平白
发生的，因为要确立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即使单纯从经济上来很通俗地讲，第一
需要有很廉价的资源，比如作为英国工业革命支柱之一的大规模机器生产棉布，
仅靠机器节约劳动力成本其实是不行的，何况机器初期并不便宜，而没有美洲殖
民地的棉花，没有美洲的棉布市场，——没有这些廉价的资源和武力" 打出来的
市场" ，英国的纺织业是不能崛起的，新的生产方式也是不能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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