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6)

　　而资源之外，更为重要而且关键的就是要有大规模的投资，没有投资，任何
新的生产方式充其量也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而欧洲在长期战争融资中发展起
来的信用制度，却能够把信用转化为资本，从而把可预见的未来利润转化为资本
投资，这样才解决了向新的生产方式（其实首先是先进武器的制造）大规模投资
的问题。可见，如果脱离开欧洲军商合一的体制，如果不分析欧洲立足于应付大
规模战争而形成的战争融资制度，而空谈" 商人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 ，这也
只能是脱离具体历史的书生之见。

　　与1500年以来的欧洲完全不同，明清以降的中国在大约400 年里是和平、统
一的帝国，这期间大规模的战争也不是没有，但是战争绝没有欧洲400 年那样如
家常便饭之频繁，甚至可以说，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华帝国真正势均力敌
的劲敌则可以说并不存在。于是，在中国是两个彼此接续的绵延帝国，在欧洲则
是200 多个势均力敌、彼此混战的国家，所谓中国和欧洲的客观环境、条件相差
几何？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谓军商合一的体制，所谓立足于战争融资的国债制度，
当然在中国是无从发生、发展的。

　　因此，和平" 大一统" 的明、清帝国经常面临着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战争，
还不如说是救灾。我们知道，儒家讲" 大一统" 政治的合法性，是从" 天人合一
" 这个角度来论证的，这就是对统治者来说，风调雨顺是上天的肯定和奖赏，而
反过来，天灾则不仅仅是自然灾害，更被阐释为是" 人祸" 的结果，是上天对统
治者的谴责和警醒。所以自董仲舒以来，儒家一直就颇有了些巫师的味道。比如
《春秋繁露·第十三》说：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
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
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而谴告之。谴告之
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尚不知畏怖，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天
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征于心；外观其事，宜
有验于国。

　　这是很著名的话。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国家都把救灾当作头等大事，因
为儒家的" 天人合一" 和" 天人感应" ，附会说灾害是上天的警示，而倘若统治
者面临警示还不全力救灾并且" 罪己" ，那就不仅是不仁不义，而且是拿" 天命
" 开玩笑，于是合法性自然就成问题了。结果，如何处理灾害，就成为" 大一统
" 合法性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在彭慕兰看来，中国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扮演了
一个" 服务的提供者" 、区域的协调平衡者和救灾者的角色。但是，中国的这个
漫长的" 救灾" 政治传统，到了近代之后就衰落了，因为近代的中国统治者忙于
应付赔款、自强和发展这样的问题，无暇顾及救灾的问题——或者说" 天命" 的
问题，甚至为了自强、为了发展，破坏环境和自然，引发自然灾害的事情总有发
生，以至沦为" 劫贫济富谋发展" 的不堪和狼狈，而这是造成中国社会内部崩溃
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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