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节：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3)

　　要谈论马克思，首先要读《资本论》，无论我们坚持还是否定马克思，恐怕
都要先读一遍《资本论》再说话，否则没有意义。比如我们研究晋商，不读《资
本论》怎么行呢？晋商难道首先不是长途贸易的产物吗？如果不了解长途贸易对
于信用凭证的必然要求，你又怎么能解释晋商会发展到票号呢？这个票号难道是
从天上掉下来，突然又被大风刮走了吗？当然不是的。正如马克思说的，你让山
西商人一股脑用现金把全中国的货物都买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
呢？自然就需要延期支付的信用凭证，这就是" 长途国际贸易必然需要商业信用
机制的产生" 。什么是商业信用呢？马克思说：商业信用的" 代表是汇票，是一
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证书" ，——而山西票号就是一种
典型的经营商业信用的机构。

　　1823年左右，中国第一家成规模的票号日升昌，及其横跨北方共同市场的信
用网络诞生了，票号的诞生，标志着晋商由商人资本向信用资本的过度，标志着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达到了它历史上的顶峰。

　　其实，早在山西票号之前很久，16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
南洋华侨的" 银信汇兑局" 就已经产生，直到19世纪初它还在发挥汇兑的作用。
而中国北方第一家经营信用凭证的机构" 帐局" ，在乾隆元年（1736）开设于张
家口，这当然也是山西人经营的，它也是北方共同市场形成并逐步扩大的产物。
因为张家口是明隆庆年间兴起的市场，是由于明代的边关贸易和白银经济的驱动
而产生的。特别是到了清雍正五年（1727），为了稳定喀尔喀蒙古地区的形势，
中俄之间签订了《恰克图互市界约》，这个互市界约开通了北方中路贸易的商道，
山西就处在这个中路贸易的核心处。随后，北方大陆共同市场不断扩大，信用的
要求也不断扩大，我们前面已经说过，1830年是北方中路贸易的最高峰，因为当
时英法战争封锁了欧洲海路，所以欧洲与世界的贸易，只能经过恰克图这个北方
中路贸易的通道来进行，恰克图贸易是当时世界贸易的核心，而张家口这个地方，
是以晋商为主的北方贸易商人接受国货和贩卖外货的枢纽。

　　但是，尽管中国的信用机构诞生的并不比西方晚，尽管晋商拥有庞大的资本，
并经营着为跨国长途贸易提供信用服务的汇兑网络，——我们还是必须指出：票
号资本却并不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

　　票号没有从战争中获利和发财

　　那么，山西票号与西方的私人银行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最简单地回答这
个问题，我的结论就是——尽管山西票号大规模地投资生产和贸易，但是它却并
不投资于战争。正因为它不为国家的战争行为提供借款，所以它也就不具有国家
赋予的以国家税收为抵押的发钞权。而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只是从生产
和贸易中获利发财，却没有从战争中获利和发财，这是它最大的局限所在。而投
资于战争却是西方主要私人银行经营的根本手段，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战争是
最大的获利工具，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山西票号就完全不可能竞争过西方的私人
银行，——所谓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力量弱小，我认为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
能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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