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节：我这一代人(15)

　　黄校长的教诲给了我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的行为。这样讲
并不过分，因为在幼小心灵上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从
学校回到家里，我向母亲汇报了这件事，母亲认为黄校长批评得对，同时也没有
去责怪云姐。最近说起这件事，老母亲还记得很清楚，并补充了后来发生的两件
事，说明我确实记住校长的教诲了。

　　土改后，农村经过互助组、合作化运动，于1958年10月实行了政社合一的人
民公社体制。就在公社化后的一个秋收时节，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布置学生
回家拾稻穗上交学校。一天，社员们在前面割禾，我提个篮子在后面拾掉下来的
稻穗。正拾着，突然听到母亲叫我：“慈云，这里有断禾穗，快过来吧！”我不
但没有过去，反而有意识地离她远远的。她不理解，吃晚饭时问我是怎么回事？
我回答说：“如果到你跟前去拾稻穗，人家就会以为是你割下来给我的。”母亲
恍然大悟，高兴地说：“难得这么小就有这样的心思，儿子真是直白、老实！”

　　还是在公社化期间，我家养的老水牛陷进了湖洋里，这条牛我放过，但那时
已归了公。社员们七手八脚把老水牛救出来时，它已躺在草地上爬不起来。生产
队长决定把它杀了，并将牛肉抬到我家晒谷坪上分给社员们。那个年头，个个饥
肠辘辘，能喝上一碗牛肉汤就像过年了，谁不想往家里多拿点？我站在案板前等
着分肉，这时看到在场的操刀手你一块我一块地往屋里藏牛肉，我不为所动，只
拿回我家应分得的一份。当我将此事告诉母亲时，她说：“你怎么不让他们给你
多割一块呢？这牛原本是咱们家的呀！”我说：“我才不要呢！那会搞坏心的！”
母亲听后欣喜地说：“看来不用担心我儿子将来会做贼啰！”

　　当我在宝洞小学读完一年级时，因解放后女孩子也要上学，学校的学位和校
舍都突然变得不够用，于是，上级教育部门便决定在布头村设立黄田初级小学，
只办一至三年级。按地段划分，扶摇塘的适龄儿童被划入黄田小学就读，这样我
就从宝洞小学转到了黄田小学，并在这里读完了二、三年级。

　　以现在许多人考虑问题的角度，肯定会提出一个再正常不过的问题：怎么不
“择校”呢? 毕竟你父亲是宝洞乡的乡长啊! 这里就扯出了一个当时的学生家长
是如何要求自己的孩子的话题。那时候，我和同学们的家长都是农民，他们不懂
得从小就给孩子设定什么宏伟目标，也不会对孩子提出除学校布置外的其他学习
要求，更不会以泯灭孩子的天性去强迫他们做毫不感兴趣的事情。因此，我们的
学习与生活就显得很平静、很正常，每天快乐依旧，一切顺其自然。在小学三年
级以前，我除了上课，每天的课外作业大约45分钟左右即可完成。做完作业，要
不就去帮忙做点家务，要不就去找小伙伴们玩。要说课外学习嘛，就是看一些
“小人书”。虽然是新学校，虽然学习过程显得是那么平淡，但我觉得在黄田小
学的两年还是学到了知识，而且我的学习成绩照样在班上名列前茅。

　　提笔写到这里时，恰巧看到《羊城晚报》刊登的一篇题为《高考指挥棒改变
几多快乐童年》的报道，其中介绍了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一位二年级学生的
“日程表”：早上七点半上学，中午在校午餐，下午放学参加乒乓球兴趣班，五
点回家做作业、吃晚饭，“一、三、五”晚学“奥数”，“二、四、六”晚学画
画，双休日学小提琴和英语……。天哪！这竟是一名九岁小学生一周的日程表！
我庆幸没有出生在现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年代，也庆幸没有遇到对孩子期望值
那么高的家长。但是，我还是禁不住想对现在的家长说句话：可怜可怜孩子们吧！
你那样做，他们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有快乐的回忆的，难道你能忍心吗？我觉得对
于年幼的孩子来说，培养健康的身体和心理比什么都重要。

　　叙述到这里，我不能不提笔写一写1957年，因为这一年我的家庭及亲戚中发
生了一喜一悲两件事：喜的是1957年元旦诞生了妹妹邓爱英；悲的是1957年年底
舅舅黄厚斋被评为“右派分子”。

　　母亲和她的三个儿女。摄于1996年12月22日。1957年元旦那天，学校只上了
半天课就放假了。刚回到家，就听到从母亲房里传出婴儿的啼哭声。接生婆走出
房间，看到我第一句就说：“你有妹妹啦！”妹妹降生后，家里多了许多快乐，
也多了许多忙碌。自此后，我放学回来经常要帮忙照看妹妹，每当看到摇篮里那
可爱的笑脸时，心里就充满着当哥哥的喜悦。

　　1957年4 月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进行
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解决执政党和人民的矛盾
问题。但是，当各界人士纷纷向中共提出大量意见，甚至有个别人提出要“轮流
坐庄”时，毛泽东便在党内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随即整风运动转变
成为全国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因而，党的整风变成了
对知识分子的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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