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我这一代人(19)

　　这年9 月，紫金县抽调6 万多职工、农民，大建土高炉，决心完成炼铁一万
吨的任务，放个“卫星”。在“为钢铁而战”的号召下，中小学校也都放假参加
“战斗”。这年伟才哥正上高二，他们差不多一个学期都没怎么上课，先是到宝
山嶂挑铁矿石，紧接着参加秋收，回到学校后又自建小高炉炼铁。他回忆说：挑
了一个月矿石，爬山越岭，肩膀都磨破了。有时几天几夜不合眼，又困又累扛不
住，虽然脚下还在机械地迈步，其实已经睡着了，突然听到身边响起汽车喇叭声，
才会惊醒过来，那种情况实在太危险啦！他还说，让我们中学生建小高炉炼铁，
那完全是劳民伤财，闹腾了好长时间也只炼出一堆“铁屎”。

　　我们小学生也没闲着。“钢铁元帅”不是缺“粮食”么？就让我们挨家挨户
去搜集，红领巾在搜集废铁的战役中还真扮演了重要角色，大至弃用的镰刀、锄
头，小至铁钉、铁丝，能“捡”到的都献给了学校。更可笑可气的是，好好的铁
锅、铁鼎、铜壶、锡等都要打烂了拿去炼铁。我家一只铁锅，提起来“”一锤就
进了废铁堆，看着真叫人心痛。另一只大铁鼎本来也逃脱不了被打碎的命运，恰
巧生产队里要集中养猪，就留作煮猪潲用，因此才幸免于难，后来又归还给我家。

　　那时龙窝镇正在建小高炉群，需要大量火砖。我们学校便来个总动员，把学
校背后的关帝庙拆了，发动老师、学生将砖头挑到龙窝镇去建高炉。我虽然才上
四年级，老师也给我分了任务：挑两块砖。小小年纪挑着东西走20里路，虽然只
是两块砖，要想挑到目的地也不那么容易。结果我才走了15里左右的路程，走到
一个叫牛之夹坳的地方，就实在走不动了。我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往山坳顶上爬，
爬着爬着，“扑通”一声就跌坐在地上。看看跟我一起挑砖的同学都过了山坳，
我心里灵机一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反正这两块砖是无论如何也挑不到
龙窝镇的，不如把它丢到草丛里，溜回家去算了，学校参加挑砖的人那么多，谁
知道谁挑到没挑到呢! 为了避开后面上来的老师、同学，我不敢走大路，而是一
路走田埂返回家。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早使的一次小小心计。

　　据报道，全国上阵参加大炼钢铁的有九千万人，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六分之
一，共建小高炉几百万座，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而收购这些土铁土钢，因成
本高而质量差，国家财政共亏损15亿元。

　　“全民大炼钢铁”对全国人民是个大折腾，但搞了一阵子也就过去了。对于
农村和广大农民来说，所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对他们
的折腾则时间更长、祸害更烈。

　　农村的“大跃进”是从放“高产卫星”开始的。记得1958年初秋的一天，祖
父带我去龙窝赴墟。在墟镇附近，看到有许多人在移苗并田，就是把几坵田的禾
苗移到一坵田上，让快抽穗的禾苗挤得密不透风，这坵田的旁边则插了一块“万
斤水稻试验田”的牌子。我那时并不了解是怎么回事，现在才知道当年提出要
“密植”，号召一亩稻田种“三万蔸禾苗”。当时的报纸、杂志也大力鼓吹“人
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能
做得到”。上面号令一发，下面闻风而动，紫金县的头头们也布置各地放“高产
卫星”，这“万斤水稻试验田”就是这样来的。回家后我跟父亲说起这件事，他
说：“这是瞎搞，到头来只能收割一堆秕谷”。因为他是“老耕哥”，懂得这样
种水稻不行，因此整个宝洞都没人搞移苗并田这一套，结果也就没有放出什么
“卫星”来。

　　这年10月，全县开始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宝洞乡改为宝洞生产大
队，我父亲也由乡长变成了生产大队长。根据当时决策者的设想，人民公社就是
共产主义的萌芽。它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为一体；
自留地、私养牲畜等取消，所有财产归集体；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
吃饭不用钱，集体福利搞得好；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每人都发给工资；
实行社会主义大协作，做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他们还设想，
到时产品十分丰富，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都不肯休息。这一
幅图景，不就是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不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
主义雏形么！到保险公司工作后我才知道，就是因为实行了人民公社体制，全中
国人和财物都是国家、集体的了，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保险了，因此就在1958年停
办了国内保险业务。

　　公社化初期发生的几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扶摇塘生产队宣布成立后，自留地就归了公，但起初许多农民并不知道地上
长的东西也随之归公了。我家菜园种了一种长豆角，长得个大肉多，自己还舍不
得吃，就想着长得差不多了再摘去卖。那天我与母亲一起在菜园摘豆角，准备拿
去卖给黄田瓷厂的职工，因为那时我买纸笔正要用钱。正摘着，一个社员走过来
提醒我们：“不准摘啦，这豆角已经是生产队的啦！”听他这么一说，我们母子
俩只得无奈地停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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