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节：我这一代人(22)

　　1959年7 月，庐山会议召开，递交“万言书”的彭德怀被打成“野心家”、
“阴谋家”、“反党集团头子”，会议也由“纠左”转为“反右倾”。那年冬天，
紫金县委召开三级扩干会议，部署开展以反右倾保守、反瞒产为中心的反右倾整
风运动，并提出了1960年“粮食亩产双千斤，番薯亩产1 万斤”的口号。这次会
议，连农村最基层的生产大队长、生产队长都参加了。有天晚上，在县城读书的
伟才哥去会议住所看望父亲，这让他亲眼目睹了当年父亲的艰难处境。我哥哥这
样叙述当时的情况：那时梅园一个叫五伯的生产队长正在与父亲交换意见，五伯
叹着气说：“上面压下来的‘反瞒产’任务实在太重了，哪有那么多啊！不完成
说你‘右倾’；完成了，就会饿死人。火粦，你说怎么办好？”父亲眉头紧锁，
但态度非常鲜明：“我们有多少就报多少，不要乱报！”

　　父亲的这种态度，是过不了关的。回到公社，龙窝公社张书记大会小会点名
批评，将“右倾保守”的帽子紧紧扣在父亲头上。一直到农历除夕那天，家家都
在准备年夜饭了，而父亲还被留在公社挨批。张书记将他骂得双泪直流，硬逼他
按指标报出“瞒产”数量，否则就不能回家过年。眼看着一个个生产大队头头都
回去了，最后只剩下我父亲一个人。即使是这样，我父亲也始终不肯就范，因为
他知道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万一饿死人，就一辈子都要愧对父老乡亲的。捱到最
后，毕竟张书记也要过年，没办法，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就只好放我父亲回家了。

　　这个春节是我们家过得最不愉快的一个春节。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一年中
最重要的节日就是春节，其次是端午节，再其次是农历七月十四和中秋节。农历
七月十四，原来叫“盂兰节”，俗称“鬼节”，本意是赈济“无主孤魂”的。后
来这个节日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因为那时夏收夏种已结束，既有了粮米，又可借
此庆祝丰收，因此，七月十四慢慢就变成了“庆丰收，拜田伯公”的节日。

　　农村过春节很隆重，大年三十这天，家家大门上都要张贴春联、“门神”，
中堂贴大幅“福”字，象征“迎春接福”。为了全家团圆一起吃个丰盛的年夜饭，
这天家家都要杀猪宰鸡，干塘捕鱼，舂米做粄，将“老酒”（即客家糯米酒）从
灶棚上抬下来。到了下午，男女老少都要用放有樟树叶、柚子叶、橘子皮的热水
洗个“大吉澡”，并换上新衣，穿上新鞋新袜，小孩子们还等待着大人派“压岁
钱”。等到全家都到齐了，就开始放鞭炮，烧香点烛，摆上“三牲”敬祖先，然
后合家团聚吃团圆饭，共享天伦之乐，当夜还要点上长明灯守岁。然而1959年的
除夕，我们家却过得不怎么样。我早早洗完“大吉澡”，就眼巴巴地盼着父亲回
来，直到有的人家都放鞭炮了，才等到父亲进家门。当我看到他心事重重、愁眉
不展的样子，就知道他在外面遇到了难事，也多少明白了他这么晚才赶回家过年
的原因。我心中一阵阵发痛，只迎着他喊了声：“爸爸，你回来了！”就没有再
打扰他了。因为父亲心情不好，这一年的团圆饭也失去了往年的欢乐气氛。加上
经济困难，餐桌上自然缩水不少，塘鱼没有了，“老酒”没有了，就连“压岁钱”
也少了，只有祖父给了我两毛钱。懂事的我历来善解人意，我不但没有向父亲要
“压岁钱”，而且还在吃年夜饭时向他碗里多夹了几块肉。那种时候，我实在想
不出更好的法子去安慰他啊！

　　依照祖上传下来的习惯，大年初一吃斋，初二过大年，初三“送穷鬼”，初
四回娘家。因为我祖母信佛，初一吃斋一向坚持得比较好，这一年经济困难，不
吃荤腥就更加顺理成章了。初三那天，祖父早早起来打扫卫生，从上厅扫到下厅，
再扫到晒谷坪，然后将垃圾装进畚箕里，上面放上米粄，插上香。祖父背着畚箕，
我跟着他沿小河边一路走下去，他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大致是要赶走“穷
鬼”的意思。走了约有里把路，他就把整个畚箕丢进了河里。因为这一年生活异
常困难，“送穷鬼”就更具现实意义了。

　　不久，春荒真的发生了。我家虽然好一点，但过了端午节，粮食也不多了。
稻谷所剩无几，就是番薯角等杂粮也难于撑到夏收。我祖母从年轻时起就开始当
家，面对即将来临的饥荒，她果断采取了自救措施。她不顾政策的限制，拖着瘦
弱多病的身子在下角排、上图为大跃进中救命的野生食物——土茯苓的藤和根部。
黄狗耙、叔公輋等原来自家山林的坡地上开荒种粮食。首选的是种番薯，两个来
月就有收成；其次是种一些眉豆、粟子、木薯等旱地作物，这些作物从种植到收
获的时间要长一些。到了星期天和放假期间，祖母也叫上我跟她一起开荒种地，
下角排的打谷场就被我们开荒种了番薯、木薯。那一年，我家总共开垦了四五分
旱地。祖母的行为开始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但她不是生产队的正式劳动力，人
家也不敢对她怎么样。后来因为大家都需要自救，也纷纷在参加集体劳动之余自
己开荒种地，生产大队、生产队也只好默许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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