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节：我这一代人(28)

　　在此期间涌现出来的最有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党的干部榜样，就是河
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他于1962年12月上任，当时兰考是河南有名的穷县，
内涝、风沙、盐碱加上“三面红旗”的折腾，可以说兰考正处于满目疮痍的境地。
焦裕禄带着严重的肝病坚持工作，带领兰考人民种泡桐，治盐碱，拼尽全力改变
兰考的落后面貌，鞠躬尽瘁为兰考人民服务。他说：“我们不是人民的父母，而
是人民的儿子，还要做听人民话的‘孝子’。”经过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三
害”得到了有效治理，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也得以克服。但焦裕禄却由于劳
累过度，在兰考工作475 天后，终因肝癌不治，于1964年5 月14日病逝在工作岗
位上，年仅42岁。焦裕禄逝世后，兰考几万老百姓自发为他送行，有的群众哭喊
着说：“宁可自己减20年寿，也想换焦书记继续活下去！”他的事迹后来被新华
社记者穆青等写成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全国宣传后，引
起了广泛而巨大的反响和震动。读完焦裕禄同志的事迹，既让我深为感动，也在
我心目中树立了党的领导干部的高大形象。

　　1963年暑假，我还有幸亲自观察和参与体验了领导干部廉洁勤政的实践。为
了部署实施《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惠阳地区教育局在惠州师范
学校召开会议。我幸运地以中学生代表的身份，与龙窝中学谢灵群校长一起出席
了会议。当我和谢校长一人扛着一个背包去报到时，会议并没有安排我们住什么
宾馆、招待所，而是住在惠州师范的大礼堂里。只见水泥地上垫着一层厚厚的稻
草，一排一排地铺满了礼堂的一角。我和校长选了个地方把背包放下，铺上草席，
放上被子，谢校长拿出一叠书做枕头，我则把头部的稻草堆高点就权当枕头了。
到了晚上，我和校长睡在一条草席上，头挨头就像父子俩。入睡后，打鼾声、梦
呓声、磨牙声、放屁声，此起彼伏。但谁也没有什么怨言，也没有听到校长们、
学生代表们有谁说睡不好的，会议照样进行，一切都显得那样平静自然。至于伙
食么，吃的就是学校教职工平时的饭菜；会场么，就是学生上课的一间教室。参
加这样一次会议，一个人也就只花掉几块钱车费和伙食费。那个年代，这样的事
比比皆是，谁也不会觉得奇怪，做领导干部的也不会觉得“丢份”。因为他们把
开会看成是工作，工作就不应该讲究什么条件，那时的风气就是如此。另外，那
时大家都很体谅国家的困难，把节约每一分钱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虽然
只是和校长睡了一夜地板，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却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至今
还经常浮现在眼前。

　　建国初期党组织对各级干部、包括农村基层干部是管得很严、很紧。进北京
前，毛泽东主席就在1949年3 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务
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
苦奋斗的作风）的要求，并提议通过了六条重要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
酒；少拍掌；不以人名做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共产
党执政后，除了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就是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把党员、特
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时刻置于组织和群众的监督、管理之下。新中国成立不久，
就从1950年5 月开始，在全党全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到了1952年，“三
反”、“五反”斗争又在全国铺开。运动中，贪污、挪用公款，生活腐化堕落的
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副书记兼地区专员张子善被判处死刑，一时全国震动。

　　翻开《紫金县志》，可以看到地方党组织也在不断地“搞运动”：1958年5
月，全县开展整风整社运动；1960年5 月，在全县干部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运动，还处理了一批县机关和农村基层干部；1961年春，在全县农村
开展以纠正“共产风”为中心的整风整社运动；从1963年底开始，又在全县农村
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小四清”运动）。

　　我们暂且撇开对“搞运动”这种形式的是非曲直的争论，任何尊重事实的人
都应当承认：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对反腐倡廉是非常重视的，也是有效果的。事
实证明，只有真正做到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只有健全各
项制度，加强对党员干部的严格教育、监督和管理；只有依靠群众进行监督，形
成强大的群众舆论及举报压力；只有不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对“权力寻租”
的约束和限制；只有发挥依纪、依法严厉惩处的威慑作用；只有既打“老虎”又
拍“苍蝇”，不忽视对基层组织、基层干部的教育管理；只有常抓不懈，反复进
行，绝不放松，反对腐败才会真正收到实效。如果只玩些花拳绣腿，做些表面功
夫，那就只能骗骗老百姓，而大多数百姓又早已识穿了这套玩意，结果就只能是
骗自己。七孜孜追求“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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