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节：我这一代人(33)

　　读完高一，我作为全县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省第
三次中学生代表大会。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而且要进的是我仰慕已久的大省城。
过去曾听村里一个去过广州的大人说，那爱群大厦才叫高呢，仰起头望楼顶，头
上戴的帽子都会掉到地上。虽然要去大城市，但我的行头还是十足的“乡下仔”，
手上提的是大布袋，脚上穿的是用汽车轮胎做的凉鞋。当时并不知道这样太“土
气”，更没有不好意思的感觉，因为在县里穿汽车轮胎凉鞋已算得上“时髦”了。

　　上图为1965年8 月广东省第三次中学生代表会议惠阳专区代表团合影。后排
左三为作者。会议在中山医学院举行，住的是学生宿舍，开会在一间教室里进行，
饭菜也挺普通，只在会议头尾各加了一次菜。中南局、广东省委对会议很重视，
陶铸、赵紫阳等领导亲自接见，一起合影。不过，因为合影相片要2 元一张，我
没有要。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山纪念堂为我们及广州地区暑假留校大学生作
了报告，主题是青年的理想、情操一类。他的湖南口音太重，我几乎没有听懂多
少。第一次到广州给我留下的主要印象：一是繁华；二是太热。

　　回校后，我向全校师生传达了会议精神。不久，我又被选为学校团委副书记，
一时成为学生中的当红人物。原来的团委书记是我的班主任钟修良老师，他升任
学校政治处主任后，团委书记便由一位女教师接任。

　　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强调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后，具有高度政治嗅觉，怀
有强烈政治野心的林彪，首先在他主政的军队中掀起了“突出政治”的热潮。没
多久，由他发动的“高举”、“紧跟”和“突出政治”，迅速发展成为一场政治
风潮，席卷神州大地。

　　我们当时的校长李荫华是个教学上、政治上都很强的校长，在中学设立政治
处说不定就是他的一个新举措。李校长是完全按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方针来建校的。他不单重视抓教学，更重视抓
“育人”。他组织全校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培养活学活用典型；他组织忆苦思
甜教育，在校园内开辟了“苦菜园”；他组织学习解放军，把学生拉出去野营；
他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办起了校办工厂；他组织学生学雷锋，做好事，到农村接
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特别是在改进课堂教学，开辟第二课堂方面，更是独树一帜。
学校在戴角坑开辟了数百亩的劳动基地，组织学生每周轮流在环山带上种水果、
种其他作物，一时在教育界引起轰动，引来不少人参观学习。

　　我作为团委副书记，除了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外，还要经常牺牲休息时间
出墙报。但这些都没有影响我的学习成绩，因为我心里非常明白，抓紧学习，考
上大学才是我的主要任务。上了高中，学习方法也更加科学。我主要是充分利用
课堂时间，集中精力听老师讲解，重点问题边听边背，力求做到弄懂、弄通、记
牢。到高二时，我除了学好本学期的功课，还开始有计划地预习下学期的功课，
为日后参加高考早作准备。这种做法，源于前几届同学的经验。传说中，我们的
校友、龙窝墟的温儒敏同学从高一开始，就有计划地背诵《成语词典》，高三时
已能全部背下。后来，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人大，前几年曾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
主任，成为在语言文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学者。在这个时期，我一切都是那么顺风
顺水，唯一感到不爽的就是进行阶级教育时的“苦”不如人。只要一提到阶级教
育就会牵扯到阶级成分，那时好像谁的父辈旧社会最穷最苦，谁就最光荣、最革
命。而我在这方面比许多同学都稍逊一筹，忆苦思甜时怎么讲也没有他们典型，
眼泪怎么挤也难于做到声泪俱下。

　　校长的试验和辛劳终于得到了肯定。1966年5 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五·七”
指示。6 月1 日，广东省教育厅在紫金中学召开全省教育系统现场会，省内600
多名重点中学校长或党支部书记参加。《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人民日
报》、《广东教育》等都用了较大的篇幅，介绍紫金中学这所“红旗学校”的先
进事迹和经验。我作为受益者和幸运儿，在会议前夕竟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惊喜：
学校领导决定让我跳级参加当年高考。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决定可能含有学校
领导的良苦用心。想一想，那是一个学先进、树典型的年代，各行各业的政绩都
要靠先进和典型来说话。一个中学的高二学生若能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那真如
放了卫星一般，会给这所学校带来特别的荣誉，也为“红旗学校”作出有力的证
明。不管怎么说，直至今天，我都要感谢母校领导对我的信任，给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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