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节：我这一代人(40)

　　刚过完春节，接待站的同志就动员我们“返回原地闹革命”，不准再继续前
行。原来中共中央已发出通知：从3 月1 日起，中小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联，一律
返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当我在火车站办理返程车票时，售票员把学生证
上的“紫金中学”误以为是南京的中学，这肯定是因为南京有个紫金山的缘故。
我已拿到免费车票，本来是可以继续前往南京的，但想到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
号召不能搞欺骗，就主动要售票员改了票。

　　8 位队友中，黄玉美、温菊梅、卓英廉、刘汉初直接回了广州。我和彭继增、
马东佑、徐木旺四人则在株洲下车，转往长沙。我们所以作此决定，完全是为了
实现瞻仰毛主席旧居这个心中蓄积已久的愿望。在长沙，我们参观了湖南第一师
范学校和湖南区委所在地清水塘，游览了岳麓山、桔子洲头等毛主席早年活动过
的“圣迹”。然后我们步行两天，到达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在韶山，
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参观了毛主席旧居和毛主席曾经就读过的南岸小学，
另一大收获就是购买了好几个珍贵的毛主席纪念章。走出旧居，我想起了红卫兵
小报上有关毛主席1963年回故乡时，曾经为母亲文氏上坟的报道，于是，我建议
大家一起到旧居后山去找找毛主席的祖坟，并准备采摘些树枝献上一个花圈。我
们爬上旧居后面的小山包，在山顶四周转了一圈，并没有发现什么坟墓，倒是看
到两个女红卫兵在树丛中小便，大家便红着脸退下山来。

　　我们从韶山步行到湘乡，转乘火车匆匆返回广州。那时广州还没有直达紫金
的班车，只能到惠州中转。在惠州街上，恰好遇到了一起参加省中学生代表大会
的惠阳县代表孙泽群。他是个干部子弟，听说他父亲当时是惠阳地委秘书长。大
会后，我们俩有书信往来，有一次他还用报纸糊的信封给我寄信，并建议我也这
样做，为的是培养勤俭节约的作风。为了革命的名义，我当然赞同。他热情地邀
请我到他家吃饭，盛情难却，我就跟他到了一个叫“荔浦风清”的地方，走进了
西湖边上的一座小楼。这是我这个“农村仔”第一次和领导干部一桌吃饭，未免
有些拘束，好在他的父亲对人平和，紧张的心情便很快缓解下来。他们家用腊肠、
鸡蛋等招待我，几样蔬菜也炒得色香味俱佳，对我来说，这已是出生以来难得的
一次享受了。

　　享受过后是难受。当我们到汽车站办理返程票时，售票员告知我们，红卫兵
已无免票优待。这一下我可傻了眼，因为我口袋中只剩下不到一块钱，其他三个
同学也囊中羞涩，差不多光够买票。情急之中，我断然作出了“闯关”的决定：
车票先买到惠阳与紫金交界的大岚再说，如果车上工作人员不赶我下车，我就坐
“霸王车”到紫金；如果要我下车，我就步行到紫金境内找同学。还没到大岚，
我的心就开始发虚，我趴在前座的靠背上装睡，希望售票员不会发现我。在大岚
停车的时间虽然只有几分钟，但我感觉比熬了个长夜还长。汽车终于开动了，但
我一路上仍然紧张兮兮，始终有一种“做贼”的感觉。终于熬到了紫金车站，我
又担心查票这一关。好在无人查票，我如释重负，快步离开了车站。这一天可能
就是3 月1 日。

　　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只见街道两旁贴满了大字报。原来，“紫金造反派联合
司令部”已于1 月23日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县机关各单位亦随之被“造反派”
夺权，有的公社、生产大队的领导权也被夺走。我紧赶慢赶于当天到了家，看到
一切都好，唯一的变化就是父亲的情绪比过去低落，脸上挂着以前不常见的那种
愁容。我从母亲口中了解到，前不久，宝洞大队也成立了造反组织，他们胡作非
为，瞎批乱斗，搞得乡间不得安宁。父亲曾被抓去开了一场批斗会，到场的有百
把人。造反派头头声嘶力竭，侮辱谩骂，无非是揭批父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言论、工作作风以及个人历史、社会关系一类的问题。父亲回答问题时声音小了
点，造反派就说：“过去骂人那么大声，现在回答革命群众的质问，声音却这么
小，是不是想蒙混过关？”为预防不测，扶摇塘几个青年一直护卫在我父亲身边。
好在父亲群众基础好，批斗会上没有戴高帽，没有“坐飞机”，没有下跪，也没
有人打他。但是，一生忠心耿耿为乡亲服务的父亲，思想上却怎么也转不过弯来。
他私下发牢骚说：“要嘱子嘱孙不要做干部。我做生做死，到头来还是给人骂、
给人斗，真想不通啊！”

　　3 月2 日，惠阳驻军某部和县人武部对紫金实行军管，成立了以解放军为主
的“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临时接管县政权。不久，我们也被通知回校闹革
命，参加军训。这时，同学们外出串联所学到的“革命经验”便在学校开了花、
结了果，什么“造反司令部”、“战斗兵团”、“战斗队”等红卫兵组织，如雨
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我当然也不甘落后，和彭继增等同学共同组织了“毛主席的
红卫兵”。起这个名字也是颇费思量的。当时已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已有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们想干脆就叫“毛主席的红卫兵”，这样就明确表明
我们的组织是绝对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马东佑、徐木旺等成立了
“奋今朝兵团”。我们班一位姓钟的同学则成立了“9 ·15兵团”。后来，我们
这三个组织合并为“红旗公社”，推举我为头头，但没有冠以“司令”一类的头
衔。由于组织成分和观点的不同，学校红卫兵组织很快便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
以原“官办”红卫兵为主的组织，联合成为“红革联”；“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鲁迅兵团”、“主沉浮兵团”等加上我们的“红旗公社”，则联合成为“红三
司”。造反派头头也不是谁都能当的，一般都由敢打敢冲，言行过激，甚至胆大
妄为的人来担任。“主义兵”司令——一位我原来的同桌同学，变成了“红三司”
司令，我们“红旗公社”派出钟同学担任副司令。我和马东佑则做一些参与“文
斗”的工作。两派组织形成后，攻击、谩骂不断升级，其中最常见的一手就是互
揭“老底”。“红革联”基本上由“根红苗正”的同学组成，他们攻击对方的最
犀利手段就是揭发“红三司”头头的祖宗三代。记得原“主沉浮兵团”的头头姓
沈，他的父亲被抓壮丁当过兵，有张大字报就揭发沈的父亲是“国民党中校”。
对这种无中生有的造谣，“红三司”也不示弱，贴出大字报反唇相讥，说沈的父
亲“不是中校，而是‘中将’（钟酱）”。原来紫金特产“紫金辣椒酱”就是沈
同学的祖先沈鸿昌发明的，世代相传，“钟酱”就成为沈家的手艺。紫金客家话
把某种食物放进石碓（俗名“石钟子”）中反复捶打叫做“钟”，而“钟”和
“中”同音，所以就有了“中将”这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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