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节：我这一代人(65)

　　让我闻所未闻、眼界大开的则是几位副总理的精彩报告。这些报告使我真实
地了解了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先进，也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了我国在经济发展、
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落后。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生长在既封闭又自
夸的社会环境中，外部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根本不知道。长期以来，我们还常常
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而痛惜，为我国宣布“既无内
债，又无外债”而自豪，为自己能够生产像万吨水压机这样的“尖端”科技产品
而骄傲，为“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而鼓舞，相反，对那些“崇洋媚外”的人和事
则感到无比羞耻和鄙视。为了让到会代表了解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激发
广大青年“知耻而后勇”、献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团十大”特地邀请陈
慕华副总理作了有关国际形势的报告，邀请康世恩副总理作了有关经济建设形势
的报告，邀请方毅副总理作了有关科技发展形势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讲述了许
多生动的故事，列举了许多详实的数字，说明当时我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
面所处的落后状况，听后让代表们感到很震撼，甚至很震惊。由于十年“文革”
的破坏，我国青年中文盲、“科盲”大量涌现，内蒙古自治区文盲占到30％-40
％，牧区更占到40％-50 ％，就连像天津西郊这样的地区都达到30％。宁夏六盘
山地区有个大队，62名女青年全部是文盲，58名男青年中也只有12人上过学。上
海宝山钢铁厂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后，曾组织过一次文化测验，结果有2000多名
青年工人数学考试成绩在16分以下。“科盲”就更多了，过去我们的机器只有动
力、传动、工作三部分，没有控制部分，当时仅有极少数人拥有和懂得使用电子
计算器。我们虽然购买了美国的波音707 飞机，但服务员却不会使用吸尘器，还
是用拖把、抹布去擦地板，外国客人看见后说：“中国的空中小姐太辛苦啦！”
武汉轧钢厂工人看不懂国外设备上的文字标记，把“上”看成“下”，把“下”
看成“上”，结果出了事故，外国专家直摇头，我们的工人还说是“洋码子，看
不懂”。就连高能物理研究所派到德国汉堡学习的青年研究人员，也因基础知识
差，加上外语不好，讨论时不敢发言。德国专家问他们“为什么不发表意见？”
他们说：“不是不想发表，而是讲不出来。”说到经济建设方面的落后状况，方
毅副总理风趣地说：“我们的许多产品都是‘数十年如一日’，我们的许多建筑
基本上还是‘秦砖汉瓦’。”当时，大多数人对旅游这个行业仍相当陌生，陈慕
华副总理在报告中提出要发展旅游事业，她说：“搞好了，一年有可能创收10亿
美元外汇。”而我那时还不敢相信。到今天，旅游行业一年挣它上百亿美元恐怕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10月21日，会议安排全体代表到中南海旁边的府右街植树。
当我和几位代表种完几棵槐树后，便就近访问了一户居民家庭。记得我们访问的
人家共有四口人，全家只有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那天只有老妈妈和儿子在家，
我们问他们娘俩：这么窄的空间，平时全家人怎么住？老妈妈拖出床底下的一块
床板，说平时她与老头睡床上，女儿睡木沙发上，儿子就睡在床底下。虽然生活
过得挺窘迫，但他们对未来还是充满着信心，老妈妈说：“现在不是正在进行四
个现代化建设吗？我相信国家会好起来的，政府会给我们解决住房的。”这户北
京普通居民只是当时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缩影。据方毅副总理介绍：那时西
德人均居住面积已达到30平方米，而我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才2 平方米。听完几
位副总理的报告，让我既对“青面獠牙”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有了初步的了解，
又对贫困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为我国开始
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深感鼓舞，深表支持。此时，我被中央
领导同志所展现的大胆、开放的风范所感染，也为立志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责任
所激励。对于我，这应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收获。

　　大会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还让我敏锐地觉察到了某种动向，这是中国的政
治生活可能发生微妙变化的一种动向。其中，一个敏感的问题，就是有关“四五”
运动的评价问题。在传达大会主席团关于“团十大”的准备工作情况时，讲到了
这样一件事：当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因而对要不要宣扬“四五”英雄，
要不要推荐他们的代表进团中央委员会，存在着很大争议。结果，大会不但以
“擒妖自有后来人”肯定了“四五”运动，而且还选举了几位“四五”英雄进入
中委。会议期间，大会秘书处还向到会代表推荐了首都机械厂汇编的《敬爱的周
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书，该书收集了从周总理逝世至周年纪念期间，在天
安门广场上出现的人民群众用心血和泪水写下的诗章共1600多首，其中最著名的
有“四五”期间写的“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等
诗词。我购买了这本书，一直保存到现在。从大会上述安排看，肯定“四五”运
动，宣扬“四五”英雄的调子似乎已经确定，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大会期
间发生的收缴《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号的事，使我进一步看到了事情的复杂性，
看到了这场争议所反映出来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团十大”开幕前夕，因“文化
大革命”而停刊多年的《中国青年》复刊。复刊号本来已经发到了代表手里，但
没过几天就收回去了，据说是因为该刊“擅自”刊登天安门诗抄，宣传“四五”
英雄。后来发下来的该期杂志已经删去了有关“四五”运动的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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