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节：与“偏房”共天下(4)

　　相对而言，宋代的中央权力结构是历代最合理的，国家权力的运转也是最制
度化的，没有出现“偏房”得势而“正室”失权的局面。许多学者都认为，与汉
唐相比，宋代相权被削弱了，理由是宰相的权力被多个机构分割。这个看法其实
不是很准确，就宰相个人而言，权力可能不如前朝集中，但宰相所率领的正式权
力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权力远比前朝稳固，基本上不曾受到帝王与“偏房”
的浸润。

　　宋代是历史上少见的没有形成副权力系统的朝代，女宠、宦官、外戚、皇室
秘书、幸臣等隐权力集团大体上都受到遏制。尽管当时也有太后垂帘听政，但那
只是特殊情况下摄行皇权，并没有出现一个钳制外朝的内朝。对外戚则“养之以
丰禄高爵，而不使之招权擅事”，对宦官也是规定“不典兵、不预政”。

　　即使是贵为天下主权者的君主，对于政事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时人评价宋
代皇帝“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每事付之外庭，采于公论，左右
便嬖，绝不预政”。虽有溢美成分，但也并非虚饰之言。我们可以举一个例证，
南宋时，内廷国手赵鄂有一次向宋孝宗跑官要官，但官职非皇室私器，随便予人
是有违政制的，因此赵鄂的意思是要孝宗法外开恩。宋孝宗答复：“降旨不妨，
恐外庭不肯放行。”让他去央求宰相，可是宰相“坚执不从”，并且表示：“纵
降旨来，定当缴了。”孝宗唯有一声浩叹：“书生难与他说话！”

　　赵鄂终日陪皇帝下棋，与孝宗关系极好，按说是颇有隐权力的，但宋代比较
健康的权力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隐权力，连皇帝也不敢肆无忌惮地破坏这
个权力结构。我们看过汉唐的私臣乱政，就会觉得宋代对正式权力系统的尊重，
实为难能可贵。

　　郭嵩焘认为“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其实，“奸臣”论
比较勉强，哪个朝代没有奸臣呢？何况，平心而论，北宋的奸臣应该比之前之后
的朝代少见一些。至于“外国”论，宋朝积弱，强敌环伺，的确不能不与西夏、
辽、金、蒙古等政权“共天下”，不过这不属于本文所欲分析的权力结构范围，
不必细述。

　　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说，宋代君主与何人共治天下，当时的政治精英已有精
辟说法。宋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意欲变法的宋神宗召大臣议事，枢密使
（宰相）文彦博对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
“更张法制，於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答道：“为与士
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士大夫历来是官僚系统的基石，所谓“与士
大夫治天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正式权力系统的稳固地位。

　　遗憾的是，赵宋的天下被蒙古人忽必烈“共”掉之后，君主对正式权力系统
保持尊重的权力格局不再出现。宋之后的元代是一个具有神权倾向的政权，喇嘛
教被定为国教，皇帝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帝师体制造就了一个骄横跋扈的
隐权力集团——僧侣阶层，他们不仅干预政事，连皇室成员也敢欺负。所以郭嵩
焘才有“元与番僧共天下”的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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