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节：与“偏房”共天下(5)

　　明清权力结构更畸形

　　把蒙古铁骑逐回大漠的朱明政权，将国家权力结构改造得更加畸重畸轻——
朱元璋为了实现大权独揽，干脆废掉了宰相，并诏令子孙：“以后嗣君毋得议置
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汉、唐的皇帝出于独裁之目的，只是另
立一个以隐权力集团为班底的副权力系统，借以掣肘、架空正式权力系统，形成
“正室—偏房”的复式权力结构。朱元璋的做法更绝，相当于将“正室”废了，
皇帝躬览庶政，国家主权者兼任政府首脑。

　　然而政事繁重，又岂是皇帝一人所能对付？连精力过人的朱元璋也不得不承
认：“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明代君主选拔“辅臣”的做法还是
效法前朝——借重隐权力集团，建立一个副权力系统。

　　明代的副权力系统由内阁学士与内廷太监组成。内阁学士与从前的“尚书”
相似，本是皇帝的秘书，充“侍从左右，以备顾问”之职，秩五品，官阶低，亦
无甚正式权力。明中叶之后，入阁的大学士专任批答奏章、起草诏令，时称“票
拟”，权势趋重。虽然“票拟”不算正式政令，需要皇帝用朱笔抄正（时称“批
红”）之后，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内阁学士“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万机，
悉经心目，上之礼眷，殊于百辟”，这样的隐权力是极容易转换成翻手为云覆手
为雨的实际权势的。所以后人说入阁办事的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
实。明代内阁也先后产生了几名位极人臣的权臣，如嘉靖朝的严嵩、万历朝的张
居正，史书说他们“赫然为真宰相”。

　　然而，内阁学士权柄再重，也终究是政治上的“偏房”，在名分上，他们并
无制诏令、统朝政、领百僚的正式权力，与过去的宰相绝不可同日而语。清代乾
隆皇帝就很不高兴臣工将内阁学士称为“相国”，特别澄清道：“夫宰相之名，
自明洪武时已废而不设，其后置大学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职仅票拟承旨，
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严嵩、张居正得势时权倾朝野，但还是被后人
批评为“怙宠行私，上窃朝廷之权，下侵六曹之职”，也就是说，内阁的“相权”
是不被名分所承认的，即使权焰熏天，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就如盗窃来的财产，
别想获得合法性。

　　大凡得势的“偏房”，总是比“正室”更擅于权术。因为“偏房”们能够掌
握多大的权力，并不是取决于制度的规划，而是高度依赖于私人的隐权力资源，
比如是否得到人主的宠幸、太监的配合、羽党的拥戴。严嵩要在朝廷上呼风唤雨，
唯有绞尽脑汁为修道上瘾的嘉靖皇帝写“青词”（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
章祝文）；后来徐阶取代了严嵩地位，也是因为“青词”写得比严嵩好；张居正
欲把持朝政，就不能不勾结司礼监太监冯保。

　　太监之所以成为权臣巴结的对象，是因为在明代的权力结构中太监处于要害
位置。虽然明太祖朱元璋曾明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但“靖难”事
变之后，篡位的朱棣猜疑官僚系统，任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
民隐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遂成废话。明中叶以后，皇帝又让司礼监“掌
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之权——这是因为明代废了宰相，皇帝却越来越不成器，
沉迷于声色犬马，不理国政，只好将批红的辛苦活计交给身边的太监代劳，于是
在明代的权力链条中，太监成了内阁学士的上线，“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
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即太监）”。继东汉、晚唐之后，太监乱政集团
这一沉睡多年的怪兽，又被明代的独裁君王所唤醒，在失衡的权力系统中再一次
张牙舞爪、咬牙切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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