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卷一·文人德行(29)

　　张季鸾的侄儿、《大公报》名记者高集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姑父：“他不是政
治家，也不是报业老板，而是个真正的报人。”

　　这个报人，1913年初创办北京《民立报》，该报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
各方瞩目。6 月，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被投
入监狱。

　　这个报人，1918年担任《中华新报》总编辑期间，因披露政府以胶济铁路为
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激怒了段祺瑞，再次被捕。

　　这个报人，1925年被担任河南军务督办的同乡友人胡景翼推荐为陇海路会办，
一个出了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劳什
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最后，这个报人和吴鼎昌、胡政之一道，以新记公司的名义买下已停刊的
《大公报》，于1926年9 月1 日重新出版，从而开启了民国新闻史上的一段传奇。

　　在当日的“续刊号”上，张季鸾以“记者”为笔名撰写社评《本社同人旨趣》，
提出著名的“三不”办报方针：

　　“第一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
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第二不卖，……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
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
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
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1941年5 月，日军进攻中条山国民党军队，发动了中条山战役。日军在军事
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也利用
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
大地盘”等谣言。蒋介石还指派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渝分馆总
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

　　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那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
评。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唯既
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
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
到这篇社论后，当夜疾书一封长信给《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说明晋南战
事真相。

　　周恩来的信写得非常委婉，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评
《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接
下来，信中一方面驳斥敌寇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
结抗战的诚意。接到周恩来的信，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
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于5 月23
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
的信》，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而这篇《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
就是张季鸾先生在病床上写就的。

　　张季鸾为文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并非乡愿，并非无原则捧场。
当为了公义，他认为必须批评时，他的笔锋又是很锐利的。如他曾撰写过三篇被
人们称之为“三骂”的社评，曾经脍炙人口，风行国中。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
12月4 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
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
卫，是1927年11月4 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
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
领袖欲。”三骂蒋介石， 1927 年12月2 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
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
“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
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
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
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
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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