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节：卷一·文人德行(34)

　　罗隆基在“五四”运动中，当先锋，打头阵，到处演讲作报告，鼓动同学们
上街游行，积极支援其他学校的斗争，坚决打倒卖国贼，收回山东主权。罗隆基
不仅成了清华学校的运动闯将，还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
员兼宣传干事长。 5月5 日下午，罗隆基等人在西单街头演讲，被北京警察总监
吴炳湘带领警察追捕。罗隆基在与警察的打斗中，躲到一座桥下，机灵地逃走了。
不料次日在声援北大时被警察逮捕，关进了一所临时监狱。段祺瑞在一次紧急会
议上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
他所说的江西三只虎，是指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与清华的罗隆基。

　　1928年从美英留学回国的罗隆基立与胡适等人创办了《新月》杂志，担任该
刊主编，还以其青春锐气和堂堂政治学博士的渊博，提出了“保障人权、确立法
制、人民在法律上一切平等“等当时著名的政治口号。这种狂士之风自然要引来
国民党政府的迫害。1930年11月4 日，国民党党当局突然以“言论反动、国家主
义领袖、共产嫌疑”为由将其拘捕，虽然经胡适和宋子文等人合力保释，但国民
党当局仍然没有停止对罗的迫害。翌年春，教育部又以“言论谬妄，迭次公然诋
毁本党”，饬令上海光华大学撤去罗隆基的教授职务。电令刚一公布，即有人呈
文蒋介石，说“光华大学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将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
合，必将蹈此覆辙，人人自危，此非国家之福也。”

　　因政治上和徐志摩等人产生分歧，罗隆基愤而辞去了《新月》总编辑的职务，
并于1932年1 月离开上海到天津任《益世报》社论总撰，“九? 一八”事变后的
第二天，罗就写了《沈阳事件》一文，批评国民党政府“以国民之血，养三百万
大兵，然而在日寇进攻前，始而镇静，继而退步，终而缴械投降，气节扫地，国
威荡然，应引咎自责”。在此文中，罗隆基甚至提出应改组政府这样的建议。上
海“一? 二八”抗战爆发前，罗隆基又连续发表《可以战矣》《再论对日方针》
的社论，主张武力抗日，接着又先后发表社论《剿共胜利不算光荣》《攘外即可
安内》等，呼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罗隆基的这些作为，更是引起了国民党当
即的怒恨。于是，国民党天津市党部首先提出“严重警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也发电警，再次要求《益世报》立即辞退罗隆基，同时派人给罗“捎话”，让罗
自动请辞。甚至还一度策划了对罗隆基的暗杀。甚至通令全国停止《益世报》对
邮政和电报的使用，并威胁说：“全国各地如再发现天津《益世报》，惟当地军
政长官是问。”此后《益世报》被迫停刊，直至1934年方才得以解禁。而罗隆基
虽然一度辞去了在《益世报》的职务，但其直至《益世报》于抗战后停刊，才辗
转离开了天津。

　　左舜生，上海震旦大学毕业。1920年任职中华书局编译所，主编《少年中国》
月刊，并参于筹组少年中国学会，并任《醒狮周报》总经理，次年加入中国青年
党，并任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抗战胜利后以青年党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参
政会，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早期创立之初，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是一批有作
为、有担当，富有理想热忱和献身精神的有志青年，聚集了当时的很多青年才俊，
因为信奉的主义分歧，和对中国选择什么样道路的看法不同，后来分化成水火不
容的几派。1923年青年党在巴黎成立，党魁中只有曾琦有点政客的样子，但骨子
里和纯粹玩弄权术的厚黑政客还是不同。学人办党，书生干政，最后都不会有好
的结局，青年党自然也不可避免的因依附国民党最终分崩离析，而三巨头曾琦、
李璜、左舜生三人也因此饱尝了晚年漂泊海外的命运。

　　左舜生曾批评苏东坡：“‘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东寄病容，报道先生春
唾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东坡一生，以文字买祸，既遭贬窜，还能睡得很美，
也就罢了，何必更要作诗？结果被反对者所忌，乃把他贬得更远一些，这岂不是
自讨没趣！”这话颇为深刻地反映了左舜生对人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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