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节：卷一·文人德行(36)

　　章伯钧先生与徐悲鸿先生是故友，其一贯认为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
画，是其最好的作品。某日在李济深家中，徐悲鸿对章伯钧说：“伯钧，我送你
一匹马吧。”章伯钧说：“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徐悲鸿听了，摇头
说：“那些画，是不能送的。”

　　蔡先生掌北大时，取的是兼容并包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不讲原则，而是在
最高原则确定以后，对知识和人才的爱护，而这一切都是出于本真，出于至诚，
所以说兼容并包决非一种简单的管理手段，而是一种精神气质。关于此点，梁漱
溟有一极精当的评价，他说：“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
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
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兼
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
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住。——
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梁漱溟年轻的时候，在上海《东方杂志》发表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被
蔡元培知道，蔡元培知他对印度佛学有研究，即决定请他到北大任教。粱漱溟回
忆说：“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
度哲学一门课程。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
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
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我们寻不到人，就是
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
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
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是要当老师来教人，
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梁漱溟当时
只有二十四岁，没有上过大学，但蔡元培读过他的文章，看出了他的才华，后来
梁漱溟的作为证实了蔡先生的眼光。

　　梁漱溟多次说他佩服梁启超，喜欢梁启超。梁漱溟说，梁启超作为一个老前
辈，一位名人，却毫无架子。梁启超年长梁漱溟二十岁，因对佛学感兴趣，知道
梁漱溟对佛学有研究，居然亲自到梁漱溟家中去讨论。

　　梁漱溟盛赞教育家陶行知的人品。梁漱溟说，一般留洋的学生都是西装革履，
而陶行知却穿农民的衣服，穿草鞋，在农村带领一帮人，自己盖房子，创办学校，
实行平民教育，“在留洋学生中没有看见那样的人”。

　　陈寅恪曾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
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他在晚年自挽说：“涕泣对
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吴鼎昌先生主持黔政期间，正值八年抗战，而贵州是抗战后方。在这特殊的
历史背景下，吴鼎昌提出开发贵州、支援大西南的口号。首先将国民党官僚资本
引入贵州，组织贵州企业公司及农工商调整委员会，继而在贵州建立起各种地方
官僚资本企业，包括化工、煤矿、商业等各种行业约二十家，投资金额数亿元。
从而使素有“人无三分银”的贵州成为商贾云集、经济流通的后方基地，有力地
促进了贵州生产力的发展。吴鼎昌还注重发展教育，创办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
及贵阳师范学院使贵州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有句名言，“政治资本有三个
法宝：一是银行；二是报纸；三是学校，缺一不可”。

　　周馥，安徽秋浦人。民国年间袁世凯遣使要求其出仕，馥笑对使者曰：“余
年已耄耋，不解共和政治，何能作官？”卒不出。

　　吴鼎昌先生好办报，1924年，其找到昔日留学老友张季鸾、胡政之二人，提
议办新闻机构：出一张日报、一份周刊，并办一家通讯社。计划出资五万，办不
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的独立商业报刊。但由于张季鸾所在《中华新报》迅速倒
闭，张北上出任陇海铁路会办，此议搁置。一年后，国闻通讯社与《国闻周报》
陷入困境，胡政之遂寻求吴鼎昌帮助，吴此后每月出资三、四百元维持，并在此
刊物上不定期发表文章。又一年，中原战事吃紧，张季鸾失去陇海铁路会办之职，
蛰居天津。胡政之邀其主持国闻周报，张没有答应。时逢《大公报》停刊，于是
三人再次合议办报。这年9 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
公报》。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名
为合组公司，实际上只是吴鼎昌一人出资五万元，胡、张二人出劳力。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