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节：卷一·文人德行(37)

　　《大公报》是英敛之在1902年创办的，民国以后趋于败落，撑到1925年，不
得不停刊。后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三人盘下大公报，由胡、张两人来经营，
于是就有了新记《大公报》，这也就有了胡、张、吴“三巨头”及不党、不卖、
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及“吴的钱、胡的人、张的笔”等等传说。而《大公
报》也成为此后二十多年间，中国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一张民间报纸。

　　《大公报》的“三巨头”中，吴鼎昌是投资人，几乎不参与其事；胡政之是
总经理，张季鸾是总编辑，负责报社的日常工作，然胡、张两人性格却迥异不同。
张“喜交游，善谈笑，爱热闹，嗜饮啖”，而胡则抱“独乐主义”，很少与同人
私下混在一起，甚至有同事感到他孤僻成性，令下属尊而不亲。

　　对于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屡次撰文给予痛斥。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后，
王芸生写下了著名的《拥护修明政治案》一文，文中矛头直指孔祥熙的女儿孔令
伟，说她从香港飞渝，带来“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
外”文中甚至以“关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失大体”之言
暗指时为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应该下台。文中还揭露实指外交部长郭泰祺的“某部
长”以巨款购私宅，且私行不检，最后文中说：“总之，非分妄为之事，荡检逾
闲之行，以掌政府枢要之人，竟公然为之而无忌。此等事例，已遍重庆，乃一不
见于监察院的弹章，二不见于舆论的抗言，真使是非模糊，正义泯灭。”该文笔
酣意畅，正气凛然，传诵一时。以至于社评发表的当天，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将郭
泰祺撤职。

　　王芸生最著名的社评要数《看重庆，念中原》了。1942年冬季，时任《大公
报》记者的张高峰赴中原战地采访，见河南灾民鸠形鹄面沿街乞讨，三千万同胞
处于水深火热之情景，遂作通讯《饥饿的河南》一文。1943年2 月1 日，该问文
在《大公报》刊出时改题为《豫灾实录》。而王芸生则根据这篇通讯，对比重庆
现状，写下了《看重庆，念中原》一文。在此文中王芸生指出：“谁知道那三千
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随后文中又接着把重庆与河南作了对照，以重庆官僚富商之花天酒地来对比河南
之惨景，并将矛头直指统治高层，斥责无遗：“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
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
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此文一出，人民争相
传阅，蒋介石气急败坏，在社评发表的当晚，责令国民党重庆新闻检查所派人到
大公报社，送去“军委会”关于《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这就是轰动大后方
的《大公报》停刊事件，这也是《大公报》有史以来未有之事。

　　徐佛苏尝曰：“中国势不能不革命，革命势不能不共和，共和势不能不亡国。”
虽一时愤激之言，而爱国热忱溢于言表。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
研究逐渐兴起。特别是“五四”前后，诸子研究蔚然成风，也是在这一背景下，
钱穆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
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
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陈寅恪称其“极
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作得非常精
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两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启超，
一位就是胡适。钱穆在苏州时，就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
当时胡适是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
少得益于胡氏的启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
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
再问他。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