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选集》后记

    在黑暗的旧社会里我挨过了半生。这本选集中的《雷雨》、《日出》、《北京
人》，都是那时留下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印这本选集，并要我写个后记。我感到为难。面对自己三
十年代的旧作，该说些什么呢？我想，把它们拿到今天来看，必然有许多缺陷和谬
误，因为它们都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

    那个时候，我是想反抗的。因陷于旧社会的昏暗、腐恶，我不甘模棱地活下去，
所以我才拿起笔。《雷雨》是我第一声呻吟，或许是一声呼喊。在《日出》中，我
想求得一线希望，一线光明。我深切地感到，这个社会没有阳光，需要阳光，向往
着“日出东来，满天的火红……”，但是，那里是太阳？太阳又怎样出来？我不得
而知。写《北京人》时，我的诅咒比较明确些了。那种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是早晚
要进棺材的！他们在争抢着寿木。而这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

    可是在我的这些作品里，却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人物，甚至连象征光明的人既
没有在舞台上露过面（只是在《日出》中，作为一种暗示，安排了幕后工人唱的《
打夯歌》）。观众（读者）看到的只有残暴的、丑恶的、虚伪的金八、潘四、周朴
园、曾皓……，和腐朽的、寄生的周萍、曾文清、陈白露……之类的人物。对另一
些人像方达生、愫芳、瑞贞等我是寄予了同情，我希望他们能逃出快要压上盖子的
棺材。但是，路在哪里？我非常渺茫。也许在写《北京人》的时候，我朦胧地知道
革命在什么地方了，但严格地说，那时我仍还根本不懂得革命。



    所以说，这些剧本，只是让人感到腐朽的恶势力必然将死去，而且非埋葬不可。
他们自然也反映了我当时思想上的苦闷、徘徊以至犹豫，因此它们就没有，也不可
能明确地指出活着的人的生路（这大约也是那个时期不少作品的通病）；其所以在
今天还能存在的仅有的一些理由，无非是在于他们记载和暴露了黑暗、丑恶的旧社
会，如此而已。

    即使这样，如今重印这个选集，却总还为我带来一些不安，我唯愿读者们认真
地、批判地、历史唯物主义地对待他们。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四日（原载《曹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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