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父亲被俘，一个党员的坚贞和一个农民的机智

    1942年夏天，有一天，我们这支小部队正在抗日根据地训练，忽然一个战士
告诉我：“你父亲来了！在队部等你。”我父亲在敌占区做“地下交通员”，为
了传送秘密信件，经常来往于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因为他担负的都是紧急任务，
来去匆匆，我们父子也很久没有见面了。我听了战士的话，赶紧往队部跑。推开
队部的房门，父亲从地铺上站起来，只见他头发蓬松得像顶着一堆乱草，花白胡
须很久没有刮了。两颊消瘦，眼泡浮肿。露出的手臂和敞开的胸膛上，有许多血
红的伤痕。还没等我站稳，父亲就抱着我大声痛哭起来。我忙问：“爹，爹，你
怎么啦，怎么啦？”父亲不答应，只是大声哭，无论怎么问，也止不住他的哭声。
等他哭够了，才告诉我下面一些话：

    半个多月前，我父亲到离我们家十二里地的一个叫洪村的镇子去赶集。名为
“赶集”实际上是和那里的一个地下工作者取联系。父亲从那个同志家里取了一
封信，要送到大王庄一个同志手中。大王庄是一个寨子，住着一小队伪军，是日
本鬼子安在我们这一带的据点。我的两个姐姐都嫁在大王庄，我的姥姥家也在大
王庄。因为经常来往串亲威，以前并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这次我父亲像以前一
样，坦坦然然地通过“卡子”进了大王庄的寨门。走了不远，他忽然发现后边有
两个伪军跟踪。他正要走进那个地下工作者家里，忽然一转身向我姥姥家走去。
我父亲发现那两个伪军仍在后边跟着他，而他身上还装着那封秘密信件。于是他
装着解手的样子，又一转身，闪进了舅舅家的牛圈，迅速将那封秘密信件扔进一
堆牛粪中。这时，两个伪军进来了，扭住我父亲，并拾起扔在牛粪堆中那封信，
把他押送到据点里的伪军队部──父亲被捕了！

    因为父亲搞“交通”，知道地下党的“站”、“点”，大家听说“周岐云被
捕”的消息，怕他受不住严刑拷打，招供出来大家的地址，全都迅速转移了。

    父亲被送到据点后，伪军那个队长从那封秘信的内容看，知道他们抓到了地
下共产党的一个送信的要犯，马上进行审讯。

    伪军小队长问：“这封信是谁交给你的？”

    父亲答：“我今天去洪村赶集，回家时刚出了洪村，有一个戴草帽的老头叫
住了我，说：' 老乡，你是哪村的人？' 我说：' 我是庄子营的。' 那戴草帽的
老头说：' 麻烦你件事情好不好？' 我说：' 乡里乡亲的，有什么麻烦的，有啥
事你就说吧。' 他说：' 麻烦你给带封信行不行？' 他就把那封信交给了我。我
问：' 我交给谁呀？' 他说：' 你回去的路上，不是要路过尖庄吗？' 我说：' 
是路过尖庄。' 他说：' 你到了尖庄，村西头有一座土地庙，庙旁边有一个老头
儿，也是带着我这样一顶草帽，你一问他姓李，你就交给这姓李的带草帽的老头
就行了。' 队长，我是一个大字不识的老粗，我想乡里乡亲的，带封信能有啥呀！
就给他带了。可是到了尖庄西头，在土地庙那儿，什么人也没有遇见……”

    “你他娘的瞎编！”伪军小队长说。“既然你不知道信上写的啥，你藏藏掖
掖的干什么？”

    我父亲答：“队长，是这样，我想既然找不到收信人，我留那玩意干什么！
我去孩子他姥姥家串亲威，顺便就扔到牛圈里了！”

    那伪军小队长冷笑着说：“这老家伙编的到' 圆全' ！前一个' 戴草帽老头
儿' ，后一' 戴草帽老头儿' ！' 乡里乡亲的' ，不知道姓名。我看你够狡猾的。
不给你点厉害尝尝，你也不会老实。上刑！”

    于是一群恶狼似的伪军，把父亲绑在一条宽凳上。第一遭是用沾着水的皮鞭
抽；第二遭是上“老虎凳”（把上身和大腿用绳子绑紧，住脚后跟下面垫砖头）
一直垫到第三块砖头，父亲昏过去了。伪军往他身上泼了三遍凉水，父亲才苏醒
过来。

    “到底是谁交给你的信？又是叫你交给谁的？他们叫什么名字？住在哪村？
你不说，今天就叫你见阎王！”伪军小队长恶狠狠地问。如果他对这样一个共产
党要犯，问出真实口供，是可以在县城“太君”那里领到大赏赐的。

    父亲仍然咬着牙有气无力地说：“是，是，一个戴草帽，老，老头，交……
给我，要……我交给……一个戴……草帽……帽老，头儿……”

    “灌他娘的辣椒水儿！”伪军小队长命令着。

    于是一个伪军死死地捂着父亲的嘴，不让他喘气，另一个伪军用一大壶泡好
的辣椒水，向父亲的鼻孔浇去，开始父亲憋着气，过了没有一分钟，他一喘气，
火一般的辣烫的流水，灌进鼻腔，一阵巨烈的疼痛从脑际像毒蛇似的烧透全身…
…

    我父亲又醒过来的时候，觉得自己是躺在一块潮湿阴暗的房子中。他细细想
着，觉得在审讯之前，他编的这个“口供”，是比较妥当的。只要死死咬着“两
个老头儿”，不改口，敌人就没有任何办法。否则，一旦说出真相，也不知道又
有多少同志被捕。但这样下去，以后还要受多少次酷刑呢？

    因为审不出新口供，第三天，作为共产党的要犯，父亲被送进了滑县城里的
宪兵队。这是日本鬼子在滑县的“最高权力机关”。

    父亲在宪兵队监狱住了几天，暂时没有“过堂”（审讯）。有一天晚上，父
亲想了又想，让自己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换取一时的苟活，他无论如何是做不
到的。但是，在王庄的据点里，他已经忍受了酷刑，那么到宪兵队──人们叫做
“鬼门关”的地方，自己能够挺得过去吗？他虽然不懂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
得丹心照汗青”，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出卖灵魂，他是明白的。

    “不就是一个死吗？该死的时候，死了又有什么呢？”他下了决心。

    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了。他住的这个牢房，坐东向西。一钩弯弯的月亮在西半
天悬挂着，像清水一般的几缕月光，从粗粗的牢房的栏栅中，斜射进来。父亲看
看身边，所有绳索一类的东西，都被收走了，连裤腰带也没有。于是，他脱下自
己的汗褂，借着几块做枕头的半截砖，垫着脚，搭在房梁上，挽了一个套儿，套
在脖子上，双足一蹬砖头，身子悬起来，立时什么都不知道了。

    父亲又一次苏醒过来，觉得是躺在一个人的怀里。那个人是个值夜班巡逻的
狱卒，他是滑县城里人，以缓缓语气问父亲说：“老头儿，你为什么寻死呀？”

    当父亲决心去死的时候，并不觉得痛心，可是死了又活过来，却忍不住痛哭
起来。哭了一阵，对那狱卒说：“你为什么救我？为什么救我？难道还要我去受
酷刑吗？”

    那狱卒听了父亲的诉说，说：“老头儿，也许是不该你死。平常在这个时候，
我早就睡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蚊子咬得我睡不着。我心想围着牢房转一转
吧。没想到，走到这里，看见你上吊了！”

    父亲说：“你还是让我死吧，我实在忍受不了……我冤枉……”

    那狱卒想了想，说：“老头儿，我明天就把你的事，报告给' 太君' ，如果
该你死，到了阴曹地府，你不必找我的麻烦，我也算是尽到了老乡的责任。要是
不该你死，就算你前一辈烧了高香，……”

    又过了两天，父亲被带到宪兵队的大堂上。审讯父亲的就是那个杀人不眨眼
的日本宪兵队长。他身旁站着一个翻译官，两旁还有十几个端着步枪上了刺刀的
日本兵，和两只狼狗瞪着血红的眼睛，吐着粉色的舌头。

    那宪兵队长通过“翻译官”开始审问我父亲。父亲回答的还是“两个老头”。
那宪兵队长似乎没有生气，也没有显露出杀人凶相。等父亲回答之后，“翻译官”
又翻给那宪兵队长。宪兵队长寻思了半天忽然问：“你儿子在八路军里边，你知
道不知道？”

    我父亲心头一惊，没有想到忽然问到这件事，随即回答：“太君，是这样：
我儿子是个懒虫。我经常揍他。我家穷呀，没有柴烧。有一天我让儿子去拾柴火，
他在野地里转悠了一天，什么也没有捡，空着手回来了。让我痛痛打了他一顿，
他一气就跑了。几年没有回来，到底是死在外面了，还是怎么的，我就不知道了。
现在我后悔得不行！我家这么穷，连个儿子也让我打跑了……”说着就哭。

    宪兵队长说：“我告诉你，他跑到八路军那里了……”

    父亲沉思了一刻，装作不解地问：“八路军？那是什么军头？现在队伍太多，
我也分不清都是啥军头……”

    那宪兵队长说：“八路军是专门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

    “哦，哦，我一个大字不，不识得，庄，庄稼人，知道啥呀……”父亲傻乎
乎地说。

    宪兵队长通过“翻译官”又问：“我现在把你放了，你能不能把你儿子找回
来，你们父子俩，在皇军这里干事，怎么样？”

    父亲犹豫了一刻，问：“我们父子两个，要是在你们这里干，一个月能开多
少饷钱呀？”

    宪兵队长说：“我们' 金票' （日本币）大大有，一个月五百块，不少吧？”

    父亲似乎又在算细账，过了一会儿回答：“不少，不少，可真不少！那么我
儿子不用捡柴火，我也用不着去种那点薄地了……”

    宪兵队长说：“我现在就放你走。限你在一个月内，把你儿子找回来。你要
是到时不来，我们日本有飞机、大炮、坦克车，我到你们那里，烧你们的房子，
杀你们的人！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听懂了！”父亲爽快地答。

    “你走吧！”宪兵队长摆了摆手。

    父亲没有想到这次“过堂”得到这样一个好结果。他的戏演得很成功。他离
开宪兵队，顺着大街往城外走。当他走到城墙门口儿的时候，见那里站着一排日
军和伪军。他想，沿途“哨卡”甚多，我又没有个通行证或“良民证”什么的，
这是很难混出去的。于是他马上又返回宪兵队，说：“请太君给开个路条吧，不
然我连城也出不去的，更别说去找到我的儿子了！”

    那“翻译官”说：“如果有人问你，你说：我是从宪兵队出来的，就没有麻
烦了！”

    这样父亲才放心地走出来。到了城门的哨卡，好像他们事前打过招呼，一个
伪军一摆手，父亲就出了滑县城。

    父亲一面走，一面斜着眼往背后瞅。走了有十多里路，当他确认后边并没有
人盯稍的时候，一转身钻进了一片高粱地里。这时正是夏天，满地都是“青纱帐”，
他又是地下交通员，对这一带很熟悉。走了一夜，第二天就到了抗日根据地。

    父亲当然没有回去。由于整个抗日战争形势的好转，日本鬼子也没有能够带
着飞机、大炮、坦克车，到我们家乡“烧你们的房子，杀你们的人。”那是吓唬
人的。

    此事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又三年了。我父亲，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他的民族
气节，他的勇敢、机智，一直激励着我战斗、做人。作为一个作家，我曾经写过
许多人，唯独没有写出这段故事。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作为“反革命修正主
义分子”挨斗的时候，我父亲天天忍气吞声地在家里叨念：“我们家，你……反
革命！……哼！”他一听那“揪斗”我的罗鼓和震天的“打倒”口号，常常痛不
欲生。后来，他觉得还是“眼不见心不烦”为好，从沈阳回河南滑县老家去了。
回到家乡以后，见那里也在揪斗过去和他一起搞地下工作的战友，于1972年忧郁
而死。

    这年的四月十二日，我在警卫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永远记着“四月十二
日”这一天。当时我把它当作“第二个生日”记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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