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左”得花样翻新

    我设想自己被“乱棍打死”的事，并没有发生。那个农民会主任比较老实，
我随便一句话，他就把抓的人放走了，这样的老实人，对我是不会下毒手的。

    在胜利乡，象征性地批斗了几个对象，没有打死人。农民开始欢欢喜喜丈量
分配土地。这是我作为土改“工作队长”的一次体验。

    土改运动还在进一步发展，一个高潮一个高潮地走向深入：按照当时的理论：
虽然把地主的土地分了，但地主阶级还有浮财：金银手饰、金银元宝，散碎“沙
金”、贵重衣服等，对地主阶级还要狠斗，要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打灭他们的
威风。所以掀起了一个叫做“砍大树，挖财宝”的运动，简称“砍挖运动”。在
这一阶段，各村每天晚上都对地主进行批斗，要他们交出浮财，为了达到深挖目
的，什么刑罚都用了。在政治运动中，你可以发现：中国在“整人”方面很有发
明“天才”。除“传统”的各种刑罚，还有一个同志告诉我：“有人为了让地主
分子交待出浮财藏放的地方，把一只猫装进地主婆子的裤裆里，拚命打猫，猫在
裤裆中乱抓乱咬，逼迫老太太交待。”我问：“是谁发明的这种刑罚？”他笑着
说：“是一个老太太！”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砍挖运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又掀起了一个“扫堂子”高潮。

    当时，据土改工作队反映：如果只是本村的贫雇农，斗争本村的地主富农，
本家、亲威、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后还要在本村共同生活，情面肯定会起
作用，土改就不会彻底。所以开展了“扫堂子”运动。就是这村的基本群众，到
别村去“扫”。凡是认为应该批斗的对象，本村没有批斗。外村去“扫”时，可
以任意去分配他们家的任何东西。我亲自去看过“扫”的过程：如果找不到可
“扫”的东西，连坑席、铁锅都可以揭走。被扫者本人，自然不敢言语，因为这
是上面下来的政策，即使扫错了对象，本村干部也只有瞪眼看着毫无办法。也有
本村干部出来带领一部分群众出来干预，说：“这一家我村没划为斗争对象，你
们不能扫！”引起村与村之间的械斗。后来发生过这类情况：你在我村“扫”得
狠；我到你村“扫”得更狠。于是连贫雇农家里也被“扫”了。这样，又大大地
扩大了打击面。

    （写到这里，我从“砍挖运动”、“扫堂子”这类诸多政治词语，联系“苏
区”的“肃反”，肃清“AB”团，延安的“抢救运动”，以及解放后的一系列政
治运动，都创造了许多“词语”，流行很广。现在这些“词语”有的已经消亡，
有的正在消亡，就是明白一些的，也没有人知道“词语”的来龙去脉。我常想∶
如果编一本《历次政治运动语汇辞典》，把诸多当时流行的辞汇的内容、产生的
来龙去脉加以注释，一定是一本很有历史价值的书。）

    “扫堂子”从农村“扫”到了城镇。因为有些地主在城镇办有“工商企业”，
也不过是铁匠炉、杂货店、照相馆之类。在“扫堂子”中，都难于逃脱。最严重
的时期，连农民到铁匠炉钉个马掌，或者买把铁锹都找不到地方了。“扫”出来
的物品，农民用得着的自己分掉了，农民用不着的上交到区、县政府。当时我也
分到了“胜利果实”，因为作为记者的我，还没有照相机，讷河县政府就打开仓
库，让我挑选。我从那些农民交上来的照相机中，选了一架日本照相机，一个三
角架，还有一些洗相纸和显相定影药，并从此对摄影发生了兴趣。

    整个土地改革运动，我都在乡下转。到了1948年春节，大概那些“极左”做
法，上边慢慢发现了。于是《东北日报》发表一篇纠正偏差的社论，题目叫《高
潮与领导》。社论批评了上面所叙述的现象。紧接着传达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
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纠正土地改革宣传
中的“左”倾错误》、《关于工商业政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文
件，批评了“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以
及“打击了工商业”等现象。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纠正极左错误，一方面动员
参军：保卫土改果实，并发动春耕生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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