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反右！反右！向左！向左！向左！

                                第六章


                 第一节  “和风细雨”，变成了暴风骤雨

    经过1957年混淆两类矛盾的“反右派”运动，又经过1958年“左”得荒唐的
“大跃进”运动，本来是要反“左”的庐山会议，因彭德怀一封“上书”而一百
八十度大转弯的“反右倾”运动，为后来“文化大革命”垫定了基础，埋下了伏
线，造成了中国人民的“十年浩劫”。

    1956年，虽然陆定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了长篇文章，提倡“百花齐放”
和“百家争鸣”，但是文化艺术界并没有真正活跃起来。于是1957年二月和三月，
毛主席先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两次讲话。理论基础
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目的在于防止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
要造成像春秋战国时代那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根据“八大”精
神和“执政党容易产生官僚主义”的论断，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那时中国和苏联党的关系还比较友好，但赫鲁晓夫不同意中国党的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他们说，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苏联是“全民国家”
人民内部是统一的，和谐的，没有矛盾。

    陆定一的文章发表之后，文艺界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气象：比如创作题材多样
化了，“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和配合任务、图解政策的作品少些了。就这
样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57年春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解放军文艺界四位作家：
陈其通、马寒冰、陈亚丁、鲁勒篇一篇短文，他们认为当前文艺创作，写家务事、
儿女情的作品多了，存在着脱离政治的倾向。这篇文章虽短，也只是“我们的几
点意见”，但敏感的苏共《真理报》转载了。说明他们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毛
主席理所当然地认为陈其通等人是对他老人家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
抵触情绪。在提到苏联《真理报》转载这篇文章时，说过这样的话：马列主义喜
欢马列主义，教条主义喜欢教条主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这只是我们听传达时讲的，作为文章发表时，这些话被删去了。

    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
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因为我在大伙房水库工作，是在抚顺市听的传
达（水库党的关系属于抚顺市委）。57年夏初，正是水库拦洪关键性的时期。水
库的问题是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领导，抢时间、争速度，没有时间去搞
“齐放”和“争鸣”，所以，没有组织“鸣放”。但在五月中旬我被召回沈阳，
参加了几次文艺界的“鸣放”会议。在辽宁文艺界，为传达毛泽东讲话，还发生
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冷水”和“警钟”事件。

    这年春天，《辽宁日报》副刊，已经开始发表文艺界一些争鸣文章。有一位
作家在一篇杂文中讲：既然文艺要百花齐放，迎来繁荣的春天，那么辽宁文艺界
的春天，为什么姗姗来迟呢？以此责备辽宁省领导没有贯彻中央精神（后来这位
作家因这篇杂文被打成“右派”）。大家对马寒冰、陈其通四人的“几点意见”
也有争论。有人说：陈其通、马寒冰同志的意见是对的。现在的文艺界的情况，
确实令人忧虑，这样发展下去，就会背离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方向，背
离工农兵道路，他们完全同意“几点意见”，说这篇文章对文艺界是“一记警钟”。
另一种意见则完全相反，他们说：现在刚刚百花齐放，还没有“放”起来，你们
就忧心重重，说这篇文章对百花齐放是泼了“半瓢冷水”。

    在辽宁省作协，就有一位老作家说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对百花齐放是泼了
“半瓢冷水”。

    传达毛泽东话当时，中央没有发下正式文件，是根据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和
宣传部长们互相对的笔记。恰恰在传达毛泽东对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的态度时，
或者因为语音不清，或者记录不全及记录错误。把毛泽东的意思弄错了。毛泽东
在讲到马寒冰等四人的文章时，其中有几句话，讲了这样的意思：马寒冰等四位
同志，都是好同志，他们对于百花齐放有顾虑，生怕亡党亡国。毛完全是否定的
态度。但在辽宁省传达成为“陈其通、马寒冰都是好同志，没有他们……就要亡
党亡国……”把“生怕……亡党亡国”，传达成“好同志……没有他们……就要
……亡党亡国”，否定变成了肯定。

    所以在有人认为陈其通四人的意见，对百花齐放是“半瓢冷水”的时候，辽
宁省委在文艺界的“鸣放简报”上，作为一种“思想动向”编发了。既然毛主席
说了：没有这些好同志，就要亡党亡国，怎么可以反对“好同志”的意见呢？反
对他们四人，岂不是反对党和毛主席的意见吗？我们的干部和党员是不能和党、
毛主席有不同意见的，那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于是除了发“简报”，拟进一
步采取行动。也就在这时，新的传达更正原来的说法。据说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市
都传达错了。为什么那么多省市领导传达错了呢？当然不是偶然的。毛主席就这
件事说：可见我们“道台”（地委级）以上的干部，都不同意百花齐放和百家争
鸣的方针（根据自己的成见理解讲话精神，所以才传达错误）。这些话都是口头
传达，没有见诸正式文件。

    在这期间，《辽宁日报》对马寒冰等四人的文章，发表过《是一记警钟？还
是半瓢冷水？》的争论。有人先说是“一记警钟”，当一听传达错了的“新精神”
时，又说是“半瓢冷水”，“转向”之快令人惊叹。我参加了几次会议，因为满
脑子都是“拦洪”，又不了解目前情况，对“警钟”和“冷水”之说没有发言。

    毛泽东为了在全国发动鸣放，不仅作报告，讲话，还亲自到南方召开各界知
识分子开座谈会，又下令：各省市委书记必须亲自到各大学和知识分子集中的单
位，倾听鸣放意见。（反右派以后，有一位省委领导同志对我说：原来人家对党
并没有什么意见，是不准备鸣放的，是我动员人家鸣放，人家响应党的号召，为
帮助党整风，鸣放了，我们又定人家“右派”，实在感到惭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风越刮越烈！在全国形成了十
级风暴。报纸天天都是“大鸣大放”的报道。民主人士黄绍竑批评“以党代政”，
张奚若批评党和政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章伯钧提
出要搞“政治设计院”，罗隆基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此前，毛泽东曾经
说过：“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于是储安平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了。有些“反共”意见，也在《人民日报》上登出
来了。我作为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对这种形势产生了深深忧虑。在水库写了一
篇文章，题目是《是给一把手巾擦脸，还是打棒子？》我觉得有些“鸣放”意见
不是帮助党整风（给手巾擦脸），而是“打棒子”。有一个星期六，我从水库回
沈阳，在南站下车，没有回家，直接到了《辽宁日报》社，找到了副刊编辑于铁。
他曾经在水库采访过，我们早就认识。他正在吃晚饭。我把这篇短文交给他，他
一面吃饭，一面看。吃完了饭，于铁告诉我一些内部情况：他说，这次' 风' 刮
得很硬。《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因为在“鸣放”中，报纸办得很不得力，不
合毛主席的意图，被毛主席批评了，说是“死人办报”！反共的意见也要登，还
要出版《蒋介石全集》……因此，你的文章我们不能发表，你也不要引火烧身。
我只好把文章拿回去。

    我想：不是百家争鸣吗？为什么只能发表反面意见，正面意见就不能发表呢？
我后来分析∶真鸣放阶段和“引蛇出洞”阶段。到底从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转
折”，只好存疑了。

    我第二次被召回辽宁作协，原来号召的“和风细雨”帮助党整风，已经变成
了急风暴雨式的“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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