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大跃进──吹牛皮说假话的荒唐年代
转过年来就是1958年,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以后共产党内的一系列斗
争,就是从这年明朗化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也是这一
年种下的苦果。这年春天中共中央公布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并提出“苦战三年改变祖国面貌”,由
于违反科学规律,“五风”刮得天昏地暗,执行的结果,我在60年的一篇日记中
写:“大跃进做了一个荒唐梦。”
“总路线”公布那天,我正在抚顺市委会议室听传达文件,忽然听见大街上
锣鼓喧天,休息时急忙上街去看,人们打着红旗,一面喊口号:“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庆祝总路线发表!”……
我回到水库,中央文件也发下来了。党委马上传达,组织学习,表态拥护,
讨论贯彻措施,定“跃进”计划。那时党的号召可真灵,只要党中央一发话,振
臂一呼,天下响应。好像在响晴的天,党挥挥手,马上就可掀起一场暴风骤雨。
55年在“反胡风运动”中,提倡的“舆论一律”,在“大跃进”和以后的一系列
运动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舆论一律,是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吧?“一律”得
正确可以改天换地,“一律”得错误,就是走到“崩溃边缘”也没有办法。谁来
判断“一律”的错对呢?
在制订大跃进计划时,首先是毛泽东提出的:钢铁产量要翻一翻──由1957
年的750 万顿,1958年要增加到1070万顿,在各项工作部署上要“以钢为纲”。
如果完不成钢铁产量,地方党委和有关领导,要受处分。
这一年本来是风调雨顺,眼看到了手的空前丰收,由于全国动员了8000万人
上山炼钢,把秋收耽误了。各个地方各级领导,在安排工作的时候,都得“以钢
为纲”,叫做“钢铁元帅升帐”。谁阻挡“钢铁元帅升帐”,就要“拔”谁的
“白旗”,等于把你推到了“资产阶级”的“墙角”,对你进行“大批判”。比
如铁路运输,如果运送别的物资和运输炼钢原材料发生了矛盾,其他车辆就得让
路。所以那时客车常常晚点,发电厂常常停电。后来才明白:炼钢人需要吃饭、
穿衣、烧火,晚上需要点灯,这才又加上钢、煤、粮、棉“四大元帅”要一齐
“升帐”。其实整个国民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又何止“四大元帅”呢?这种违
犯常识的片面性,也够可以了。当时东北协作区有一个普通干部叫李云仲,“上
书”党中央,提出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平衡问题。尽管毛泽东在对此信的批语
中讲:现在没有人向他讲真话了,李云仲向他讲了真话,但结果李云仲还是被打
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悲哉!
大炼钢铁还没有结束,接着是深翻土地。据说深翻能增产,又因为农村劳动
力都大炼钢铁去了,丰收的粮食凉在地里。各级农村干部怕被“拔白旗”又要在
深翻中“争上游”,宁肯把好好的粮食翻在地下,也不去收获。接着又是一系列
“全民大办”:“全民大办水利”,“全民大办水泥”,“全民大办发电”,甚
至连文艺创作也“全民大办”:“全民写诗”,“全民写戏”,“全民写小说”,
“全民画画”,有个业余作者一夜写了五个剧本创了新纪录,第二天就有人打破。
事实的辩证法是:什么都“全民大办”,结果什么也“大办”不成。这是“一刀
切”的后果。
当时,各行各业天天放“卫星”,天天听到向上级“报捷”的锣鼓声,到处
在“比武打擂”。新闻报道好像疯了似的在推波助澜。“一棵大白菜五百斤”,
小麦产量一亩地由几千斤到几万斤。我看到一条消息,说一亩麦子产五万斤,大
约计算一下:一亩地收五万斤小麦,如果平摊起来有半尺厚。那时人们都相信党
报,只要党报上登的,不由你不信。水稻密植到坐上一个孩子不倒,还附有照片,
能不信吗?但事实是:把几十亩将要成熟而尚未成熟的稻子,拔出来,移栽到一
亩田里,坐上个孩子,让人去照相,参观。在大热天儿,不通风,用大功率的电
扇吹风,结果没有收成,秧子烂了,连牛都不吃,人们“蠢”到如此地步,怪谁
呢?
后来叫做“浮夸风”的“吹牛皮”,一个比一个吹得大。俗话说,“吹牛皮
不犯死罪”。可见吹牛皮虽然不犯“死罪”,但总还是犯罪的。但当时吹牛是受
表扬的,是打“红旗”的无产阶级,否则你就是打“白旗”的资产阶级。后来,
当中央一些领导人清醒过来的时候,对这些“吹牛”事件发过许多通报。其中我
印象最深的是山西省的一个典型:亩产地瓜一百二十一万斤。为了在他们那里开
现场会议,他们把附近各村生产的地瓜,集中在一亩田里,把那亩田平地挖五尺
(表示地瓜是在这块地里起出来的),全国有三万多人去参观过。参观的人来时,
把本村群众都赶到外村,留两个装落后的老头儿,经过一番导演,向来参观“取
经”人介绍经验。并让两个“演员”向客人讲他们当时思想保守,如何不相信一
亩地能产一百万斤地瓜及其“眼见为实”的思想转变过程。这种弄虚作假,已经
达到演戏的水平了。“戏”总有演不下去的一天,反过来反“五风”!基层干部
说真话了:假话是逼出来的,反正吹牛皮不犯罪,还受表扬,升官。这种“说假
话受表扬”的后遗症,到现在还没有治愈。所谓的“五风”:共产风,是毛泽东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刮起来的;高指标:钢铁翻翻,是毛泽东下的令;命令风,
是完不成任务要给处分,是毛泽东说的……毛泽东后来“反五风”,从来没有挖
过“五风”的“风源”。
就在大跃进的高潮中,辽宁省委在大连召开全省水利战线上的“跃进”大会。
我代表清河水库党委参加了这次大会。主持这次会议的一位省委书记,在会议上
提出了一个鼓励人们跃进的口号:“一番两番不算翻,三番四番是中游,五番以
上是红旗”,也就是说:生产增加一倍和两倍,还不算“跃进”,是“下游”;
增产三倍、四倍才是“中游”,必须增产五倍,才符合争“上游”精神,才是
“红旗”,否则就是白旗,就面临受批判的命运。我们和其他水库来参加会议的
同志议论:这个口号违反了起码的常识:成倍增长的“翻番”有一个基数,基数
小翻番容易,基数大就很难“翻番”。比如生产茶杯,今年产一百个,明年产二
百个,这个“翻”不难做到。但年产五百万吨的钢厂,就难一年“翻”一千万吨。
难道我们水库一年修五座水库才叫“翻番”吗?大家都为如何在会议上表态而发
愁。这年秋天大伙房水库基本竣工,施工力量搬到清河水库,本来“跃进”计划
已经提前一年拦洪了:当年开工,当年导流,次年春天合龙、拦洪,已经是水利
建设历史上的新纪录了,如果要我们再翻五番,怎么“翻”法呢?我在百思无路
的情况下,想了一个点子:不在拦洪日期上翻番,而是在机械设备上挖潜力,提
出了“翻五番”的计划,打电话给在清河水库的党委请示,征得同意,在大会上
表了态,虽然没有夺得“红旗”,也没有被当作“白旗”来“拔”。所谓:“下
游难看,上游难办,中游舒坦”是也。我们只争了个“中游”,没有受批评也算
不错了。
也就在这时,长春电影制片厂找我写个大办钢铁的电影剧本。导演说现在
“长影”各创作组也掀起“比武打擂”高潮,我们创作组也要创造一项“新纪录”。
这部电影要以最短的拍摄周期,争取国庆节和观众见面。我受到这股“跃进风”
的感染,欣然答应。这时已经是八月了。我一面写剧本,导演一面分镜头,在一
个小钢铁厂拍摄。我写一场戏,他们拿走一场,剧本的写作和拍摄,几乎是同步
进行。我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写完了剧本,交给导演,就回水库去了。电影后来放
映了。我没有看到,看到会脸红的。
这时,辽宁省委正开扩大会议,水库领导大多到省委开会去了。这次会议开
得很神秘:与会者在开会期间不准往外打电话、写信,不准会客。不参加会议的,
也不准随便到会议上去找人、谈工作。后来才知道:辽宁省委出了个“李杜反党
集团”。原来省委内部有矛盾,中央表态:说辽宁省有两个省委,一个代表正确
路线,一个代表错误路线。错误路线的几个成员,定为“反党集团”。被定为反
党集团成员的有一位省长,一位省委副书记,一个工会主席。后来工会主席自杀,
还留了一首表白自己心态的诗。其他几个成员则受到不同的处分。党内斗争怎么
这么无情呢?正如人们所说的∶“路线斗争是把刀,整谁你就往外掏”!
我当时还不知道,在党内定“反党分子”是那么容易。只要你和一把手有不
同意见,或者对党的某项方针政策有不同看法,都可以定为“反党”,如果后来
党修改了这个政策,证明你是对的,仍然很难给你平反。这种情况到了“文化大
革命”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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