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盲的父母，比我还聪明，不同意我“上书”

    一天早晨，我从我们住的“大帅府”（张作霖府第旧址）后院，到前院吃早
饭。我二姐和三姐从河南省老家来了。他们都是五六十岁的家庭妇女，小时候还
缠过足，又没有文化，千里迢迢来到沈阳，是很不容易的。只有我这一个兄弟，
见面后的话题，当然首先是谈论家乡的情况。

    她们谈论的第一个话题，是农村已经饿死人了。本来从去年大饥荒已经开始，
但上边怀疑农民是瞒产私分“哭穷”，到处搜粮食。前年因为大炼钢铁，丰收了
的粮食都让“深翻土地”翻到地底下了。过了二年，经过两个冬天，粮食粒沤成
泥了。埋在地底下的冻地瓜，变得极苦。农民还是刨出来吃。我村附近有一个大
镇子叫留固集，过往车辆很多，牲口拉些粪蛋子，农民就围上去打碎，捡些牲口
没有消化的残黄豆粒吃，可见饥荒的程度。她们还讲到我们有一些亲威，逃荒到
新疆去了。因为自己家里早已断顿，她俩来沈阳没有别的事，就是住几天，吃顿
饱饭。这是一。

    她们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前年大炼钢铁：各村的青壮年，全都到外地炼钢铁
去了。农村实行公共食堂制度，吃“大锅饭”，各家不得私自做饭。大炼钢铁没
有原料，把锅都砸了。原料还是不够，便把各家的铁饭勺和其他铁制品，都搜走
了，甚至门上的铁了吊，也都拧下来，拿去炼铁。滑县各地提出一个“著名”口
号：“谁家墙上留下个钉子，等于隐藏一个美国鬼子！”“上纲”的高度，真够
吓人的。公共食堂浪费粮食，又不让农民自己做饭，就是想做饭，连个锅也没有。

    她们谈的第三个问题是“密植”，据说密植能增产，便强迫农民密植。一亩
地播下二斗种子，长出来的麦子像铺地的草坪。看来即使到了麦收季节也不会有
收成……从谈话中，她们表现了对前途的绝望的心情。

    县里和公社干部，为了表明自己领导的地区增产，大种地瓜。三斤地瓜算一
斤粮食。去年强迫种地瓜，现在会过日子的，每天有地瓜干吃。有的连地瓜干也
没有得吃，只好吃地瓜梗和地瓜叶。

    再就是农村干部强迫命令，大搞水利时，干部应付上边检查，为了表示农民
的“冲天干劲”，三九严寒，让农民光着脊梁干活。谁不好好干，农村干部动辄
打人……

    父母亲给两个姐姐做好了饭，饭前谈了这些情况。我一面听她俩讲，心中愤
愤，怎么可以这样搞呢？吃过饭，我告诉两个姐姐：“你们俩稍睡一会儿，休息
好了到后楼，你们再详细谈一谈，我打算写封信给河南省委，反映一下这些情况。”
因为她们讲时都有时间、人名、地点，我没有当时纪录，怕写不准，她们答应饭
后和我再谈一次。

    可是我在后院等了好久，还不见两个姐姐来。我又到前院去找她们。我问她
们为什么不来，姐姐说：“咱爹咱娘都不同意你给上边写信。天塌了砸死大家，
咱出这个头干什么！”

    我父母亲都是文盲，家庭成分又是贫农，历次运动又没有“运动”到他们，
他们怎么知道给上面写信、提意见会惹祸呢？──中国的农民啊！他们比我还精
明。

    父母既然怕我惹祸，我也没有让两个姐姐再谈。回到后院，我按照她们给我
讲的，细细回忆了一番，立即给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甫写了一封信。信中一开
始我先把河南的“大跃进”吹了一通：说河南省在大跃进中，放了许多“卫星”，
创造了很多奇迹，我作为一个河南人感到自豪。但也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是那样。
比如我们滑县就有些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我按姐姐谈的几个问题，分别进行
了叙述。信的最后，我还为自己准备了退路：我讲：我反映的这些情况，可能是
个别的，也可能不全面、不准确。这是否是一种富裕农民思想的反映，我就不得
而知了。仅供省委领导了解全面情况时，作为参考吧。其实，我后边在文字上给
自己留下的“退路”，完全是多余的。如果我真的受到批判，说什么也没有用处
的。

    如果说，在土地改革中我给嫩江省委写信算是第一次“上书”的话，那么这
是第二次“上书”了。

    这时河南省委内部正斗得凶，吴芝甫把他的副手潘复生整倒了。在全省展开
了大批判，以肃清潘复生的影响，一直扩大到在小学校都批“潘复生”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中，潘复生当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黑龙江省在
全国是第一个新建立的“红色政权”，当时“两报一刊”，曾经发了一篇社论叫
“东北的新曙光”。按道理，潘复生被“极左”路线整得死去活来，他应当尝到
了“抓阶级斗争”的滋味。可是他掌权之后，“阶级斗争”抓得更凶。黑龙江曾
经流传甚广的一个故事：有一天潘复生从自己独门独院的小楼里出来，不慎踩着
台阶上的一块西瓜皮，滑倒了。他怀疑这是“阶级敌人”要暗害他，责令专政机
关追查。还真的在“大海捞针”中找到了那个扔西瓜皮的人……在台下挨整，一
上台就整人，从东欧各兄弟党内，到我们党内，这种先例不少。难道这也是规律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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