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饥饿的年代

    从1955年开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党中央就有不同意
见，所以有过一次“反冒进”。为此，毛主席很不高兴，来了一个“反反冒进”，
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进行了检讨。在1956年办高级社的时候，党中央又有人
认为，所有制的改变应该慎重，毛主席一次讲话，几段批示，一反对“小脚女人”，
把正确意见压下去了。人民公社化是毛主席1958年视察河南七里营时，一句“人
民公社好，一大二公！”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一阵旋风轰起来全国的“人民公社”
运动，把大队所有制改变成公社所有制。“大锅饭”的“锅”越来越大，劳动力
统一调配，生产资料、粮食统一调配，结果是富队（所谓的富队也仅仅是解决了
温饱问题）被穷队共了产，习惯说法叫“一平二调”（谁是“平调”的始作俑者
呢？），再加上瞎指挥，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不干一个样。共产党反对剥削，这
就产生了偷懒耍滑者、怠工者对勤劳能干者的最大的也是最普遍的剥削。人们只
见干活，却享受不到自己的劳动成果。1960年夏锄大忙期间，各级领导都发现农
村的土地撂荒了不少。于是组织城市的干部，下乡帮助夏锄。就我下乡时所见，
草比苗长得高，是很普遍的现象。现在日子已经很难过了，估计来年会更难过。

    实际情况是：大饥饿比预料的来得还早。到了这年秋天，刚刚过秋收，农村
已经普遍饿饭了。种粮食的人没有粮吃，当然要影响城市供应。那年秋天，有不
少机关派干部到森林区去摘柞树叶子，据说这种树叶，含有大量淀粉和蛋白质。

    我们住在城市里的人，因为有个粮本，虽然定量减少了几斤，但毕竟还有粮
吃。只是感到什么都缺少，什么都凭本、凭票供应。各种票、证多到三四十种。
你也分不清几号票是买什么的。我到商店买什么，把一把票证交给售货员，说：
“你看看这个月我家都什么没有买，我都买了！”于是售货员挑半天，把当月该
买的东西，挑出票来卖给我。

    因为物资极端匮乏，群众一到商店就生气。货品越少，商店售货员的态度越
坏，像“大爷”似的。领导知道群众对商店有意见，在沈阳曾经开展了“五满意
商店”活动，即：进商店满意，服务态度满意，买了商品满意，使用商品满意，
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满意。实际上我每次从商店出来都憋气，我叫“五憋气
商店”：进了商店什么都要票，你想买什么“拿票来！”一憋气；服务态度贼横，
二憋气；买商品不准挑，爱买不买，三憋气；商品用不了几天就坏，四憋气；什
么时候想起来就令人生气，五憋气。

    因为粮食不够吃，很多家庭做大米饭时，按成员用纱布包着煮，为你吃多了，
他吃少了，引起家庭纠纷。那年农村挨饿不说，城市也普遍闹浮肿病。当时国家
对干部有些优待，老百姓叫“肉蛋干部”和“糖豆干部”。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
部，每月二斤肉，二斤鸡蛋，是“肉蛋干部”；处级是二斤糖，二斤黄豆，叫
“糖豆干部”。像我这样的“肉蛋干部”，每月买二斤肉，二斤蛋，全家七口人
吃。粮食不够，我爱人到野地里去挖菜根，或者走后门，在粮站买点鸡饲料。我
这个高干也得了浮肿病，一按小腿出一个大坑。

    国家考虑到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产，在困难年月，要设法保护这批干部，便
组织轮流进“学习班”，住在宾馆，看看马列主义的书，同时改善伙食。所谓的
“改善”也就是发几小包葡萄糖，每顿饭弄那么一二条小鱼。但比在家里强多了。
况且还可以省下原来一份定量，给家里人吃。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饥饿也传染似的，时时都感到饿。有一天，我在家
里吃了早饭，到省委食堂又吃了一顿早饭，上午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乘车到大伙
房水库参观，水库见我这个“老领导”来了，格外热情招待。那顿午饭，我吃了
两张大饼子，七个鸡蛋，一碗炖茄子，五块地瓜，还觉得不饱，实在不好意思再
吃了。下午在省委吃了顿晚饭，回到家里又吃了一顿──这天吃了五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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