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我的主要“罪行”

    我这时还没有失去自由，每个星期都可回沈阳。那天我回作协，作协各个办
公室、走廊、楼梯、地下室，院内的墙壁上，凡是有空处，全都贴满了“大字报”。
在这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大都是揭发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的。
我实在不知道这些人，怎么在一夜之间就提高了觉悟，看出他们是“反革命修正
主义分子”、“走资派”呢？不久前还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又是在一夜
之间“提高”了觉悟，认识到这本书是毒害自己灵魂的“黑修养”呢？这种违心
的自我表现，出丑而已。

    还有的干部，为了和作协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写“大字报”时，说
自己过去觉悟不高，受了蒙蔽，原来他们是一批“披着人皮的白眼狼”！写这些
明明是违心的“大字报”，我不知道他们内心怎么能感到光荣？有不少揭发辽宁
作协当权派的“大字报”，开始说是他们犯了“执行文艺黑线的错误”，调门越
来越高，后来说是“犯了罪行”，接着又说是“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这样的
十二级风暴的政治运动，真是把人们的良知都泯灭了：什么“令人发指的滔天罪
行”，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才“令人发指”，才“罪恶滔天”呢。但我也理
解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在这场风暴中，或者为了表现自己积极，捞个“革命”的
荣誉感，或者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赶紧与“革命对象”“划清界限”──目前
这个世界，就是扭曲人性、弄虚造假话的世界！奈何？

    在这些“大字报”中，揭发我“反党言行”的占很大比重。我的主要“罪状”，
比抚顺钢厂揭发出的问题多多了，份量也大多了。主要有：

    一、长篇小说《浪涛滚滚》是攻击大跃进，丑化老干部，美化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在揭批《浪涛滚滚》中，叫人感到滑稽的是大伙房水库也送来了“大字报”。
写水库的作品，由水库人来批判当然更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可是送这张
“大字报”的是水库的团委书记祈贵和。他也来赶这个革命的“热闹”！他自己
恐怕不记得了：在两年前，《浪涛滚滚》刚刚出版“走红”的时候，代表水库职
工发言，说《浪涛滚滚》如何如何好的，也是这位祈贵和同志。如果是辽宁作协
请他们来批判《浪涛滚滚》，另当别论，这是这是他自己主动来的，就叫人感到
滑天下之大稽的“赶风头”了。

    二、我写的寓言完全都变成的“燕山夜话”式的“反党黑话”。当我写这些
寓言时，“狼”是象征帝国主义，“狐狸”是象征修正主义的，可是这些形象全
都分析成影射攻击党了。真是“秀才在运动中，有理也讲不清”。

    三、我参加了“大连小说会议”的“反党黑会”，“人民日报”专门为这次
“大连黑会”，还发表了社论。党报的每句话，都是金口玉言。我用怎样的事实，
也逃脱不了加在自己身上的罪状。我在会议上讲的“天灾人祸，人祸是主要的”，
可是这话还有前言后语，不能断章取义，如果连起来看，问题不大。如果允许我
说话，我可以为自己辩解，可是当时只要上了“革命对象”，谁也没有这个权利，
而且你越辩解，罪名越大。

    四、“大字报”还揭发了我的其他“罪行”，都是一些生活琐事：比如我买
了一台钢琴，一双象牙筷子等等，都被“上纲”为“特权阶层”的资产阶级“生
活方式”，“精神贵族”的“集中表现”。我站在水库大坝上的一张照片，是叉
着腰的，也被贴出来，标上标题：“看！韶华这副老爷面孔，他就是这么' 深入
' 生活的！”……

    最令我啼笑皆非的是戈扬的一张“大字报”：戈扬原来是“摘帽右派”。1962
年从北京调到《鸭绿江》当主编。她有病需要疗养。因为受处分降级，不够住高
干疗养所的条件。我通过私人关系，给她联系住进了高干疗养所。她揭发我说：
“对我这个右派百般照顾，立场哪里去了？”这就是说：我当时迫害她，冷淡她，
才算“立场坚定”。良心让狗吃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戈扬是相当活跃的。
不久，造反派一张“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大字报”就把她打入了
“黑帮”。大家都说她是“削尖了脑袋钻进黑帮队伍”的。

    这些揭发材料我都不怕，因为都是摆在桌面上的东西。我害怕的还有两件：

    一件就是我十几年的几十本日记。我估计，日记中定会记录着我对当时的党
内生活和社会和生活的许多观点。前些日子我回家把日记翻出来，一看，果然有
不少这类言论，比如我在某一天写“大跃进做了一个荒唐梦！”我还记录了许多
因“官僚主义”作风而造成的恶果事例。原来都是当写作素材写下的。如果党内
和社会民主生活正常，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这些都是我白纸黑字写下的
“丑化党”的罪证呀！怎么“处理”这些日记呢？烧了，当时还舍不得。因为这
是我个人几十年的心声，也可以说是反映我们国家生活的另一个“缩影”，我想
留着。留着又是祸根。于是，我开始进行“技术处理”：先是用毛笔“抹”，抹
了几本，觉得如果让造反派翻出来，抹掉之处，岂不是“欲盖弥张”吗？于是我
改成“撕”。可是日记是连着写的，每天的日记，这页套着那页，撕下来这一张，
上下页就无头无尾了。“撕”了几张回头一看还是不行。想来想去，还是烧掉的
好。但在自己家里是烧不成的。一是要冒烟，一旦被造反派发觉，就是“销毁罪
证”，况且几十大本，很难烧透。这时已经是冬天，开始烧暖气了。我把许多以
前出版的小说，成麻袋地扛到地下室的锅炉房，我告诉烧暖气的工人说：“这些
都是大毒草，要它何用？烧了吧。”有两个锅炉工人爱看小说，说：“别，别，
让我挑几本好看的。”我说：“你看了可不要中毒呀！”那工人笑笑说：“我们
不怕的……”他高高兴兴挑了几十本，因为他要了我的书，对我十分客气。我那
几十本日记加在剩下的书中，便扔进了大炉膛。几十年的生活、工作、情感纪录，
种种社会现象和我的观点，都付诸一炬了。但我除掉一桩祸根。

    从此我再不写日记了。需要记住什么事情，也只是记点今天做了什么事情的
“流水帐”，决不在日记上写思想感情和对任何事物的看法。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第二件，还是我那两万言“上书”。我虽然早已销毁。可是原件还在中央呀。
我想，中央可能把“上书”这类文件，作为清理和整顿党内思想的材料，一定会
退还原单位（后来证明，我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因为中央每天都接到成千上万件
人民来信，他们怎么会整理得来呢？）。就是中央不寄回来。这封“上书”我给
慕柯夫同志看过，他会不会为了表现自己“革命”而揭发我呢？（后来证明慕并
没有揭发我）。基于这两点考虑，我有两种选择：一是自己交待，但一交待，我
自己比较了一下，我马上会成为辽宁作协问题最严重的“分子”，戴什么“帽子”
都不冤枉。但主动交待可以落一个“好态度”，争取从宽处理；如果自己不交待，
等中央转回来，问题将更加严重。在那些日子“主动交待？”“听天由命？”一
直在脑子里打架，我和爱人陶书琴商量，她也没有好主意。思索结果，我采取了
个狡滑的“折中态度”：我用一张不宽的纸条（造成一种“非正式”印象），几
经斟酌，写了下面几句话：“1962年，我以' 如何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 为题，
给党中央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当时写了个提纲，是按提纲写的正文。写成后就按
组织程序交给省委转走了' 没有留原稿。特此说明。”我想，将来中央转回原件，
我可以说“我已经交待了。”中央不转回来，我就打“马虎眼”。为此我责备过
自己：这不是和党耍花招吗？一个党员怎么能这样没有党性呢？我一想便开：这
个党已经不是我入党宣誓那个党了。她老是整人，我之从有党性变成没有党性，
不说真话，可怨不得我呀！

    我这个“交待策略”果然生效了，当时没有引起造反派注意。一直夹在我
“专案”的材料袋里。到了1969年，也就是三年之后，要“解放”我时，才引起
注意，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下一节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