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横扫”，“工农兵”进驻，辽宁作协乱套了

    毛泽东在北京一接见红卫兵，首先把全国的青年学生鼓动起来了。他们这几
千万人，实际是免费旅行的“革命大串连”，把全国的铁路运输一下就打乱套了。
他们到各地不管情况如何，一律指责当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
特别北京的红卫兵们，好象带来了圣旨似的，到处指手画脚，攻击当地尚未瘫痪
的党委全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都应该“打倒”。打、砸、抢的现象已有所发
生。在我们作协附近，还乱棍打死一个人。各机关都怕外地红卫兵来冲，好象打
鬼要借助“钟魁”似的，也都组织一些青年，带上写有“红卫兵”的袖标保护机
关。它象“护身符”一样有法力。

    “人民日报”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原来入过会道门的，任过伪职
的，唱旧戏的，有过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一律拉到大街上游行示众，戴上大高帽，
挂着破鞋，或者穿着戏装，红卫兵们让他们自己敲着铜锣，数落着自己的“罪行”。
（损害人的尊严，污辱人的人格还有更甚于此的吗？）一时间，大街小巷都是被
“游街示众”的“牛鬼蛇神”。本来都是些个人历史小事，一翻腾出来，闹家庭
不和者有之，寻死上吊者有之……。在这一阶段“横扫”中，单纯而天真的红卫
兵们，还到处破“四旧”：庙宇中的神像、壁画，门柱、门脸上的砖刻，博物馆
的古董文物，自然在“四旧”的“被砸”之列，连商店里的香烟、绸缎，也是属
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东西，一纸封条就“不准卖”了。有一次我去理发，
剪完头理发员对我说：“对不起，红卫兵小将有' 通令' 刮脸是资产阶级思想，
我不能给你刮了……”

    这一段时间不长，但闹得烟民、酒鬼们也尝受到犯瘾的熬煎。从历史上说，
我们党搞任何运动，都要派“工作组”或者“工作队”。这是一个传统。毛泽东
在北京接见几次红卫兵，把单纯的青年学生们“轰”起来以后，全国都乱套了。
按道理，他老人家发动这么一场“革命”，理应坐镇北京，可是他跑到杭州，又
转到他家乡的“滴水洞”“隔岸观火”去了。具体工作让刘少奇去搞，去捅漏子，
去闹得天下大乱。

    这么大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大革命”，不“试点”怎么行？不
摸索经验，不制订个政策怎么行？况且派“工作组”也毛泽东同意的。这年八月，
毛泽东觉得“乱”得差不多了，一回到北京，“发明”了一个顶新帽子“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给刘、邓戴上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讲：
“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
行资产阶级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
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闹得刘少奇莫名其妙，只好说“老
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抓住这个辫子，刘少奇不得不检讨“犯了错误”。为打倒
他“创造”了条件。连刘少奇也不敢问毛泽东：“你老人家' 亲自发动''亲自领
导''文化大革命' ，要解决中国'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 理论问题' ，
可是你放了一把大火，躲到外面这五十多天，干什么去了？你是什么意思？”

    其实你细想一下：毛泽东利用单纯而幼稚的青年，把各级党和政府搞瘫痪，
是长谁的威风？灭谁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张“大字报”用到当时的毛泽东身
上，最恰当不过了。

    这时，打着各种旗号，取了各种革命名字的造反组织，比雨后春荀长得还多。
各个单位的造反组织，都先后分为两大派。特别是1967年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
两派分裂加剧了。我总感到“权力”这东西，象一个魔鬼，是最诱惑人的。上海
造反派一夺权，成立了“人民公社”（后来毛老人家说“还是革命委员会好”于
是都改成了“革委会”），他把“权力”这块“狗肉”抛出去，让人们去抢，闹
得全国尘土飞扬。毛泽东所说的“乱了敌人”，是便于在“乱”中打倒刘少奇和
其他政敌了。

    在这中间，谁是真正的“造反派”，谁是打着“造反”旗帜，实际上是“保
皇小丑”，成了“分派”的“灵魂”。捞到真“造反派”“名头”者，将来建立
“新政权”时，可以结合“进革”，捞个一官半职。于是都是打的造反旗帜，都
是喊的一样口号，都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但却互不两立。先是用“大字
报”式的“动口”，后来是“动手”，再后来是用上了各种武器的大规模武斗。

    毛泽东把权力这块狗肉抛出来，让两派抢的办法可真灵验！

    辽宁作协的造反派，也开始分裂。在这中间，“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一
批打着“工农兵”旗号的造反组织进驻作协了。他们只有四五个工人，原来都是
业余作者，每每投稿得不到发表。四五个人带了四五个女孩子，以“接收大员”
的气魄，一到作协就发出了“第一号通令”。这通令一共有三条：第一，以后作
协的“走资派”每天要向他们“报到”，写材料向他们交待“罪行”；第二，作
协的汽车、财务由他们管理；第三，作协原来的编辑们，都是跟着“走资派”执
行“文艺黑线”的帮凶，应该下去锻炼，永远不回作协。这明明是到作协彻底夺
权来了。这举动当然惹起了作协造反派的反感。我们这些已经被打倒的“走资派”
们，是很老实的。每天早晨八点钟准时向“工农兵”报到，接受训斥。我记得有
一个斜眼的业余青年诗人，等我们“走资派”到齐，站好队后，他坐在沙发上，
大腿晃着二腿，要我们交待或者由他数落我们的“罪行”。有一次他瞪着斜眼问
道：“你们是不是精神贵族？”我们说：“是。”又问：“是不是特权阶层？”
我们仍然回答“是！”他又问：“过去你们是不是压制工农兵的作品？”因为
《鸭绿江》是轮流当主编，都了解情况：编辑部过去有个规定：发表工农兵作者
的作品每期必须占一定的比例。这时大家的回答就“不是”了，并且向这位业余
青年诗人讲了我们是扶植青年作家的。于是他拿出了一首他的诗作问：“这首诗
投给《鸭绿江》，为什么不给发表？”我们几个传看了一下，由诗人方冰回答他：
“这首诗如果你现在寄给我们，我看还是不能发表？”“为什么？”方冰说：
“因为不够发表水平。”他骂了一句粗话：“他妈的！这首诗是歌颂毛主席的，
你们不发表是有意反对毛主席！”方冰说：“越是歌颂毛主席的诗，我们要求的
水平越高……”我们居然壮着胆和“工农兵”们辩论了一场。看样子他们是一些
流利流气的人，不象是正路货，居然张着虎皮当大旗，来混水摸鱼了。

    这次“辩论”之后，我们的一位作家说：“以后每天上午八点来接受训斥可
受不了！”我说：“你放心，我们就住在本院，他们住得远。他们如果天天按点
儿来，这三九严寒，骑个自行车，冷荷荷的，我们奉陪得起的！”那天他们出版
了一期批判“文艺黑线”的小报，让我们这些“听话的免费劳力”去到大街上张
贴。在这一期内，那位斜眼诗人就发表了三篇作品──他真的有机会过过“发表
瘾”了。

    后来，天津市出了个“工农兵”文艺造反组织，因为和某作家有点联系，被
江青点名为“反动组织”，因为名字相同，进驻作协的“工农兵”，受到了株连，
他们在作协造反派的眼中，本来就是不受欢迎的人，于是借个理由把他们轰跑了。

    这算作协“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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