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紧急行动，不知道造反派把我们往哪里弄，是不是象土改时一样：“乱棍打
死”？

    有一次，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们正集中一起学习中央文件，一个造反派忽
然神色严厉地走进来向我们宣布：“你们不准动！有紧急行动！你们哪里也不准
去，等着命令！”

    我们不敢问是为什么。等了半天，由一群造反派把我们夹在中间，出了“帅
府”大院。我一直想：要把我们押到哪里？去干什么呢？这使我想起了土地改革
中的“乱棍打死”！

    此时全国从工厂来说，车间以上干部都打成了“走资派”，农村大队以上干
部也都打成了“走资派”。不管大小单位，只要你当权，就一定是“走资派”。
省委书记黄火青的一个保姆，在省委当然可以当造反派。可是她回到农村当了支
部书记，就被打成了“走资派”。我多次想过：弄出这么多敌人──全国有几百
万吧？将来怎么处理呀？我又进一步分析：在一般的情况下，毛老人家可能不会
开这个“杀戒”。但有两种情况，就可能采取极端措施了：一种情况是中央发生
了政变，军队也分成两派，各自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对这么多“敌人”就管不
了许多了。可能采取“极端措施”；另一种是情况是外敌入侵。为了后方安定，
可能一声令下：象在土改时一样“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怎么办呀？”
“乱棍打死！”那时只要老人家一个暗示，全国就会陷于腥风血雨之中。在那种
情况下，甚至谁对我先打第一棒，我都想到了。……那么现在要把我们往哪里送
呢？

    汽车迎着寒冷的北风，一直往北开。一些早贴的“大字报”，破破烂烂，在
墙壁上挣扎颤抖。新“大字报”不断复盖着他们。当时北京不管有什么“新动向”：
比如中央又“揪”出来个大“走资派”呀，谁被揭发出来是个“大叛徒”、“大
特务”呀，毛泽东、江“旗手”又有什么“最新指示”呀，当天街上就会贴出
“大字报”。但从街上的“大字报”判断，丝毫没有北京发生政变之类事情的迹
象。如果发生了外国（我当时设想的是苏联）入侵，“大字报”也会马上有反映。
可是这些都没有。我推测的两种可能性都不存在了。那么神秘地突然行动，把我
们弄到什么地方去呢？

    汽车再往北开就是省公安厅了。哦！原来是要把我们送到公安部门押起来呀！
可是汽车没有进公安厅的门，一拐弯进了一个小胡同。原来是省文化厅的一个下
属单位──辽南剧团。出发前没有让我们回家，连牙具、洗换衣服也没有带。我
们被一群造反派夹着往剧团院里走。正好一个会计徐桂良走在我身边。他是个老
实人，是作协的老同志，和我们这些当权派关系极深，在当今的情况下，参加
“造反”不过是应应“门面”而已。我借机小声问他：“我家里还有八十老父母，
请告诉他们一声，给我捎几十斤粮票来……”徐桂良小声说：“明天就回家，用
不着的……”我的心放下了一半。看来还没有到秘密处死“走资派”（当时都说
是“最危险的敌人”）的时机。

    一直到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是要在辽宁艺术剧院，开我们这些“黑帮”的批
斗大会。这时的“走资派”已经成“香饽饽”了：各派都想在自己手里掌握几个
“走资派”。第一，开他们的批斗会，可以表现自己革命；第二，有“走资派”
在手，将来由“我这一派解放”，由“我这一派结合”，可以捞点政治资本。第
三，“走资派”还是劳动力。他们之所以秘密把我们押解出来，原来是怕对立面
把我们“抢”走，是提前秘密转移。我们在辽南剧团住了一夜，顺利开成了第二
天的大型批斗会。

    第二天的批斗会，比较文明。我们辽宁作协的当权派──主席马加、副主席
方冰、评论家思基剧作家慕柯夫和我，一个一个上台交待“罪行”，其实让个人
交待是假，他们上台揭发是真。即使我们交待得“天花乱坠”，他们不作批判发
言，也不足以表现革命。每个被揪上台的人，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必须先喊一通
“万寿无疆”。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编辑赵郁秀，她在喊“万寿无疆”前
“祝我们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大概说了十来个“最最最最最……”
我想，“最红”当时是很流行的。仔细一想就文理不通了：难道还有“次红”？
“红太阳”已经是“红”了，难道还有“白太阳”？“灰太阳”不成？当了多年
编辑，起码的修词都不懂！──也难怪她，形势如此呀！

    且说我们被揪上台，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声色具厉地说：“老实交待你的罪行！”
我们便走到前台交待。那时还不兴“喷气式”。还没有等讲几句话：“你讲的什
么呀，乱七八糟，不老实！揭发！”于是便有一个事先准备好稿子的造反派，上
台揭发我们每个人的“罪行”。我们只是听揭发。没有受皮肉之苦，也没有戴高
帽。算是很文明的批斗会。开完会就放我们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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