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艰苦的岁月
                               
                               第十一章


                                第一节
    
    “干校”生活，精神和肉体摧残一起来，造反派也不轻松，整人者，人恒整
之


    因为在“解放”我的前夕，一个造反派告了我一状，说我的检查不深刻，路
线问题没有解决，他不谅解，才把解放我的事搁置下来，从而帮了我的大忙。否
则我就面临着很麻烦的情况了。

    可以想见：1968年秋天，省革委会刚刚建立。在省文艺界，如果我成为第一
个被“革命领导干部”，这很有可能被“结合”进革委会。瘫痪了的文艺界，迫
切需要有威望的老同志出来工作。但是我怎么工作呢？如果我不去推行“极左”
路线，结合你韶华进革委会干什么？我推行极左路线呢？绝对“适应”不了那种
局面。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是很痛苦的。这是一。第二，当时革委会内部的派性
仍然非常严重，一开会便争吵。我在各派之间是无法搞平衡的。得罪了任何一派，
就很容易地被戴上“走资派”一上台就“复辟文艺黑线”的帽子，再一次被打倒，
来一个“二进宫”，日子就更难过了。所以，这一状告得好，使我摆脱了推行
“极左”路线的困境，和远离权力斗争的旋涡──权力斗争是最没有是非可言的
地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则更没有事非可言。这样，虽没有“解放”我，我
却事实上被“解放”了──摆脱了被专政的身份。

    1968年秋天，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红色政权”，权力欲望
这个恶魔，仍然阴魂不散，各地武斗不止。连制止武斗的“最高指示”，军代表
的威严，也不好使了。于是毛泽东一声令下“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
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干部要走' 五七' 道路”，从青年学生到机关干部，
一股脑儿的撵到乡下。辽宁省革委会把旧东北局、辽宁省委、省政府及其各厅、
局、部、委几千干部：造反的，被造了反的，打倒人的，被打倒的，一起被赶到
人们称“南大荒”的盘锦地区去了。

    根据我的体验，在盘锦这段生活，无论比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都算是最艰苦的。

    刚进盘锦时，省文联和省作协，编为十二大队第十三连。住在名叫“田家”
村子的老百姓家里。此时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除了劳动，
就是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一个一个地轮番搞批判斗争。每天都要搞到夜里十
一、二点钟。因为是军事化生活，天不亮就得喊一句“毛主席万岁”起床。这时
已经进入隆冬季节，积雪有一尺多深。天不亮就踏着积雪，迎着北风喊着“下定
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围着村庄跑步。跑不过一圈，就大
汗淋漓，一停下来，周身冰凉。白天是繁重劳动，或者去拾柴、割草，或者去运
煤、拉菜，对身体的折磨已经够受的了。一到夜晚“斗批改”的精神折磨则更可
怕。批判你，你就得承认“罪行”，而且要“上纲上线”，提到“复辟资本主义”
的高度去认识。面对呜号喊叫的口号声，低头折腰的人格污辱，比艰苦劳动更难
以忍受。加上一天数遍的向毛主席的“请示汇报”，中午前后加一套的宣读“最
高指示”，没完没了的“学习”……在这种生活里，任何时候你已经完全没有自
己，一天象个木偶似的被人们摆弄。只有在夜晚十一、二点之后，你躺在坑上，
闭上眼睛了，才觉得“从现在到明天起床”我是属于自己的。

    因为是集体生活，每个人在炕上只占半尺之宽，我特别害怕夜里说梦话，吐
露了真实心情，被左右听见。我之所以说比战争年代艰苦，主要是精神上的。那
时不管多么艰苦，时刻面临牺牲危险，但精神是愉快的。这时，我常常想起以前
读过的内部出版发行的小说：《伊凡的一天》。那是一位苏联作家写“集中营”
生活的。我记得，他描写了伊凡从早起到睡觉的一天。当伊凡睡觉时，他想“现
在我是属于自己了！”

    有时中央广播电台半夜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最高指示”，我们就得马上起床，
沿着附近各村游行庆祝，并不断高呼口号“庆祝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没
有谁敢问：“明天庆祝行不行？”谁都会想到有一句回答你的话：“宣传最高指
示不过夜嘛！”当我们沿村高喊时，村中的老百姓都吹灯睡觉了。我当时猜想：
他们一定会说：这帮人疯了怎么的？冷荷荷的，黑天半夜喊什么呀？

    不过，值得聊以自慰的是造反派和我们一样，劳动他们也不得例外，晚上开
会他们得准备批判发言，作纪录，喊口号。他们一点不比我们轻松。因为除了批
斗我们之外，他们之间还有派性在互相抓辫子呢。

    这里不防举个例子：十三连的一排是省文联。原来剧协有一个编辑叫王同禹。
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参加了文联的“文革”领导小组，大约是因积极整过一
些人，有人便想抓他的辫子，搞一个“整人者人恒整之”。剧协有一个著名剧作
家叫孙郁。伪满时在沈阳一张小报当过见习编辑。据说那小报上登过江青在“兰
苹时代”一些花花事。王同禹为了抓孙郁的“反革命”辫子，和一些人去省图书
馆查伪满旧报，凡是这类文章，一律拍照下来，作为孙郁“历史反革命的罪证”。
其实当时孙郁只是个十八九岁的见习编辑，发表这些文章孙郁知道不知道，他有
什么责任，都很难说。但为了抓他的辫子，当时是不在计较之列的。

    这个“严重事件”被对立面抓住了，立即报告了省革委会，并得到批准立案
追查，还要把拍照的胶片找回来，以免“扩散”。于是王同禹由“革命”马上变
成了“整理无产阶级司令部黑材料”的“反革命”，王同禹那时生病，每天便血，
但在批斗他时，“炮火”之猛烈，超过了对我们任何一个“走资派”的批斗。这
真是“整人者人恒整之”了。胶片在一个叫“满锐”的普通工作人员手里，他害
怕问题严重，喝卤水自杀了。

    王同禹这件事一直当作“现行反革命”对待的，到1978年才得以平反。正是：
造反派，响当当，转眼枷锁栲身上，正斗他人反革命，哪知自己变黑帮……

    所以，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造反派过得也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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