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在将要“重用”我的时候，又一个反对我的人救了我

    由于我和农民群众、基层干部的关系密切。再加我和陶书琴合作办那个“阶
级教育展览会”的良好反映，我在县“五七办”成为挂号的好“典型”。

    当时农村的基层干部大部分也都被打成了“走资派”。特别是小队干部，千
条线，一根针，什么事情都得通过这个“针眼”才能实行。小队长的工作既劳累，
又不拿国家工资，常常还要得罪人，因此，没有人愿意当小队长。每年要选择这
个领头人，大队干部几乎是要在他家里软磨硬泡地说服、动员好多天，才能“扶”
起一个队长。大队干部更缺。也不知道是谁，在县革委会上提出：我县有五六百
下放干部，其中大都是有经验的老干部，可以选一些路线觉悟高的，充实我县的
基层领导嘛！这个意见得到了一致认同。我就是被选中的对象之一。在当时能够
在基层担任一个职务，算是党的信任、重用。谁成了“革命领导干部”，真是
“无尚光荣”又令人羡慕的事。

    有一天公社的杨书记找我谈话，说：“老周呀，你下放我们公社这一段表现
很好，群众反映也不错。我们想结合你在东关大队作大队支部书记。”

    我既没有感到吃惊，也没有高兴，我寻思了一下，说：“杨书记，请千万不
要这么安排。我们这些人' 目标' 太大。如果你们用错了，对我倒是没有什么。
可是上边怪罪下来，你们是要负' 路线' 责任的呀……”

    杨书记不以为然地说：“你的档案我们都看了，不就是' 执行文艺黑线' 嘛！
那都是盖着中央大印的' 红头文件' ，谁敢不执行呀！县革委会已经批准，' 县
五七办' 又积极提议，你也不要推了。”

    我说：“请组织上再考虑一下，我也得再想一想，' 使用' 我们这么的' 走
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希望组织上慎重……”

    也就在这个时候，出来一位“上帝”救了我。辽宁省军区有一位叫杨弃的副
政委，兼省革委会的副主任，在辽宁省真是一言九鼎。此时他到康平视察。地方
革委会当然得向他汇报各项工作情况。县“五七办”头头，向杨弃汇报时说：
“到康平县插队的五七干部，通过劳动，通过和贫下中农结合，接受贫下中农的
再教育，通过我们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们的思想改造，都有很大进步……”
作为他们的工作成绩，他以周韶华为例，说明走“五七”道路，确实获得了成效。
并说他们建议并经过县革委会批准，要结合我当东关大队的支部书记。……

    在这里杨弃的反映很快，马上打断了县“五七办”头头的汇报：“韶华的路
线问题解决了吗？……象这样的”走资派“，不经过长期劳动改造和长期考验，
是不能使用的……你们这么轻率安排，路线觉悟哪里去了？”

    就是这一质问，才挽救了我，没有被任命为东关大队的支部书记，我得以稳
稳当当地在乡下当一名老农。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三年岁月。可以设想：如果我真
的当了大队书记，我就要去抓农村的阶级斗争，就要伤害一些人，农村的宗族派
性“七大姑、八大姨”的亲威关系又复杂，我这个外来户该怎么办呢？收公粮、
派公差，农民盖房要块宅基地，你批不批？……越想越复杂。杨弃救了我！

    可是这位救我免于“水火”之灾的省军区副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不久后
得癌症去见“上帝”了。我感谢他，愿上帝饶恕他……阿门！

    上边的情况都是县“五七办”的一个朋友后来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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