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不能挺着脖子挨刀，我得给他们设置点障碍，构思寓言，“走”五七“道路
真得劲儿”


    县“五七办”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走资派”翻案，就能定“顽固不化的走
资派”，“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就是敌我矛盾性质。县“五七办”已经上报省
革委会，要定我“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了。

    这使我很费了一阵心思：我是否为自己写个申辩的材料？我要写呢？当然是
表示不服，和县“五七办”唱对台戏。如果他们本来可以从宽发落我，可能为了
我和他们“顶牛”，而非把我打倒不可！我要不写呢？不是伸着脖子干挨刀吗？
据那位朋友说：因为他们受了杨弃的批评，为了说明他们提高了路线觉悟，是非
整倒我不可的。即使我被第二次打倒，我也得给这些家伙设置点障碍。于是我花
了三天的时间，写了一份“关于我在整党发言中的前前后后”，把我原发言是怎
么讲的，批判我的人是怎么断章取义批判我的。作为“备忘录”，我寄给省革委
会、县革委会、县“五七办”各一份，我自己还留了一份。

    过了几天，忽然省革委会宣传组（相当于省委宣传部）一位副组长和目前结
合在省革委会──原来作协的一位同志，双双来东关屯看我。他们先到县里，接
着又到县“五七办”打听我的地址，说：“我们要来看看韶华同志！”这位宣传
组副组长名叫石飞，是苏北解放区来的老干部，我们是一路同行走了几千里路到
东北的。作协那位同志，虽然是造反派，但原来就是要“解放”我的积极分子。
那时人们都很敏感：既然省革委会的领导专程来看韶华，那么这就是一个信号：
说明“韶华将来可能' 上去' ”……于是要整我的县“五七办”也就不再提这事
了。我没有从“座上宾”变成“阶下囚”，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由于我在整党中的“翻案”事件，县“五七办”没有整倒我，我在他们眼中
再也不是老干部“继续革命”的典型了。我得以在乡下与世无争地，又是平安地
度过日月。农民从来不把上面定的什么“走资派”放在心上，对我仍然非常友好，
每天晚上我家里照样“顾客盈门”，劳动中他们对我也格外照顾，总是分给我轻
活计。我和“五七战士”们的关系也极端密切，东关大队有个“青年点”。这些
孩子离开父母、城市，在这贫乡僻壤中生活，“老五七”象是他们的父母。猩猩
惜猩猩，和我们也交了朋友。公社和大队干部，都是低工资，他们有时向我借钱，
我一律答应，也从不谈还钱的事。他们对我也备加照顾。生活是颇不寂寞的。谁
于世无争，谁就获得了最大自由。

    我们家先是住在老刘家半间屋，后来刘家要翻盖房子，我们又搬到一户姓张
农民的小下屋。原来是他家存放农具的仓库，外间是一盘磨，里间有一盘炕。房
子很矮，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房梁。炕很窄，横着睡，伸不开腿，竖着睡又睡不下
三个人。我的二儿子只好睡在队部。公社和大队看我家太困难，便批了一块宅基
地，批了五分木料，我们便盖了独门独院的两间房子。院子中种了些蔬菜和地瓜。
下雨时虽然“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滴答”，但毕竟在这个“王
国”里，我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在“老五七”中，我有一个朋友郭瑞堂，他原来是化工厅的工程师，常常到
我家串门。我们无所不谈，发牢骚，讲“黑话”不少。他爱好音乐，我从沈阳带
来一些西洋音乐唱片，一台手摇唱机。他在晚上来我家时，常常关起门，挡上窗
子，听听贝多芬，肖邦什么的。虽然唱机发出吱吱的噪音，但那是最大的精神享
受了。

    有一天晚上郭瑞堂来了，说：“今天累得很，连腿几乎都跑断了。”我说：
“那你还来……干什么活了？”他说：“犁后喘。”他讲的是施肥。拖拉机在前
面犁地，他在后面撒手抓粪。拖拉机开得快，他得猛跑才能跟上趟，所以这种撒
粪劳动叫“犁后喘”。我说：“找位工程师，设计一个撒粪机不是很简单吗？”
他说：“工程师在贴大饼子呢，谁去设计？”郭瑞堂是讲他自己。他是广东人，
下乡后自己做饭，合好苞米面，没有等锅开，就把大饼子贴上了。饼不粘锅，出
溜到凉水里，煮了一锅粥。他又说：“要我设计，一个星期可以投产，可是咱们
是' 臭老九' ，谁没事找事去自讨没趣！”老周，放音乐！“于是我搬出唱机放
上唱片，躺在炕上听音乐，享受人间最大乐趣。

    （这里顺便交待一下，这位郭瑞堂工程师，具有开拓精神，回城后被任命为
省化工厅长，后来又调到深圳，在南头区搞了拥有一个数十亿元资产的企业，他
已经是大大的老板了。我写有一篇随笔，记录他从“犁后喘”到大老板的经过）

    在我安安稳稳地在农村劳动这些日子，脑子很活跃，构思了许多作品。大部
分是讽喻“文化大革命”的寓言。为了不至于暴露，我用最隐讳的语言，分散写
在书藉的夹缝中。比如“文化大革命”本来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宣传的却
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就以文艺创作而言，就剩八个样板戏了。每年在
5.23“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这天，都“庆祝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
电影票是奉命摊派的。为了不让人们退场，还规定了严格的纪律，甚至给予处罚。
这不是自我讽刺又是什么呢？我想：难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列主
义原理，在中国不灵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发表的几十篇寓言，象“砂锅捣蒜”，“捉老鼠”，
“刮西北风──皮匠发财”都是在这个时期构思的。因为自己盖了房子，在我的
历史上就产生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养猪，养猫，养鸡，第一次种自留地。
我们河南省老家是用风箱烧火的，这里则是干烧柴，浪费了柴草，火又不旺。我
还用在盘锦干校的办法，做了一个手风琴式的风箱，而且不断改进。我垒的炉灶
既可以烧煤，又可以烧劈柴，还可以烧柴草。大锅、小锅都适用。引得东邻西舍
和“老五七”中的朋友都来学，或者让我去帮助他们“改灶”。我用河南坠子
“小段”中“小字眼儿”的形式，自嘲式地写了篇《走五七道路真得劲儿》：

    有一个干部叫大陈儿，他家只有四口人儿，秀英本是他的媳妇儿，

    一个小子一个闺女儿，走了光辉的五七路儿，下放插队来到农村儿，

    在农村盖了三间房儿，还套了一个小院子儿，养了个小狗叫花妞儿，

    养了个小猫儿叫咪咪儿，养一群小鸡下蛋吃儿，养了个猪崽叫白脑

    门儿……白脑门儿，真喜人儿……

    按着“小字眼儿”一韵到底，描写我在农村种自留地“很卖劲儿”，开会
“蹲墙根儿”，“阴天下雨没有事儿，听着半导体收音机儿，爱人踩着缝纫机儿，
小小子儿，小闺女儿，炕桌之上下跳棋儿……

    因为思想不能停止思索，作些文字游戏而已。“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一气写
了五十多篇寓言，大部分是在这个时候构思的。

下一节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