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编剧”，无效的有效劳动

    林彪事件之后，“辽宁日报”报道：康平县农耕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实际上
基本没有实现）。自己在报纸上吹出去了，县革委会想写个剧本用文艺形式再吹
一吹。于是他们便想起了我，让我写一个反映康平县实现机械化的歌剧。创作中
采用当时提倡的所谓“三结合”方法，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
巧。这种模式（如果可以叫作“模式”的话）本来就很荒唐。但当时作家不得不
接受。我被召到县革委会，革委会主任是原来县武装部部长，一谈话就感到是个
老粗。他说：“韶华，用你的生花妙笔，写一写咱县的农耕机械化吧。要写成
《龙江颂》那样的。你写好了，让咱们县剧团排演，争取进省、进京演出！”

    我想：林彪倒台了，也许这是他们对我落实政策的一个措施吧？

    我领了任务，找了一个老农作样子。编剧，编剧，便在家里“编”将起来。
我明明知道这是无效劳动，根本不可能写好。因为在县里各有关部门都要给我
“出思想”，到地区革委会又会给我“出思想”，肯定还要拿到省革委会，又有
诸多“权威”给出很多思想。我听吧？听谁的呢？不听吧，又是一个对“红色政
权”的“态度问题”。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从这一点说，我写什么都是“无
效劳动”。但对我个人呢，又是“有效劳动”。因为县革委会既然用我写剧本，
那么我就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了。县”五七办“那帮反云复雨以整人为
专业的风派们，就不会再整我了。所以我把这次任务叫做”无效的有效劳动“。
后来事实也证明，只是主题思想就翻了好多次”烙饼“：县里要写”机械化“，
送到地区审查，又要我以”满粪化“为主题（当时农民积了肥只上自留地，公家
的地是不上粪的）。送到省革委会宣传组，又要我把主题改成学大寨写”梯田化
“，结果”烙饼“翻到谁也不耐烦的时候，也就不了了之了。”文化大革命“之
后，我的短篇小说《编剧》，就是写的我这次体验。这事很可笑，但叫人笑不出
来，我加了个副题──”难笑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把解放以前出版的书，都被打成了“封资修”，解
放以后出版的书几乎都是“大毒草”。人们没有书看。周总理在1971年召开出版
工作会议。据说周总理在会议上讲，要动员作家写新作品，同时要各出版社审查
一下，“以前出版的书不全是大毒草，可以选一些今天还有价值的作品再版，以
满足群众文化生活需要。”在这个背景下，我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一封信，经过
他们重新审查，认为我写抗美援朝题材的《燃烧的土地》可以再版，并征求我的
意见。我当时衡量再版《燃烧的土地》的利蔽得失。在当时，如果中央一级出版
社再版我的作品，就说明我没有问题，很可能我被“上调”，不用在乡下“修理
地球”了，表面“光荣”，但还是那句话：“在革委会工作有很大危险性”。况
且我想到了江青，这个喜怒无常的女人，万一她讲：“文化大革命前，黑线专政，
会有什么好作品？再版这些作品，不是明目张胆地为黑线翻案吗！《燃烧的土地》
是宣扬战争恐怖！”那样，我又面临着第三次被打倒的厄运了。我现在在乡下生
活得自由而安全，何必找这个麻烦？于是我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回信，说：“《燃
烧的土地》是文革以前的作品，那时路线觉悟不高，如果再版的话，不是小改，
而是我得重新写……因此希望不要考虑再版问题……”此事就这样了结了。

    令人感到滑稽的是：此时出版了郭沫若的《李白和杜甫》。这是在八亿的人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五年以后，出版的第一本新书。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
一开始就自我宣布：他的全部作品都毫无价值，应该烧掉！这令中国也让世界文
化界感到不解和战栗。这本《李白和杜甫》是颂扬李白批判杜甫的，把杜甫说成
是“小地主阶级的代表”，连“芽屋为秋风所破歌”，也是小地主思想的反映。
那种“上纲”方法，和当时的“大字报”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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