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舆论准备,这个武器所
向披蘼
清查“四人帮”骨干分子比较顺利,因为他们太不得民心,民愤太大了。可
是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特别是理论上的“拔乱反正”,却遇到了极大
的阻力。这是因为几十年来“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流毒很难清除,绝大
多数人“心有余悸”,某些干部的既得利益,思想上的思维定势等。“文化大革
命”把近十亿人口的中国都卷进来了,好象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它的巨大惯性
作用,立时是刹不住车的。那“两个凡是”在当时的党中央站了统治地位。“四
五”运动的天安门事件,是一次民意测验,要求邓小平复出,各个阶层中呼声都
很高,但是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是不能复出的。毛主席的话还是“一句顶
一万句”!几十年的“极左”顽症积重难返。中国虽然在往前走,但包袱太沉重
了。得有一把钥匙把中国这把锁打开。
这年的四月,先是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
毛泽东思想”。这封信传达到基层很晚。1978年六月,我在“八三”管道局的熊
岳疗养院写《沧海横流》。那里报纸到得晚。有一天护士送来一打新报纸。“光
明日报”刊登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署名是“本报评论员”。
这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看过之后,简直我要叫起来跳起来了。马上想奔走相告:
解决中国目前问题的钥匙找到了!但疗养院没有可以谈话的对象。我又想:为什
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呢?也许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先在“光明日报”上试探一
下?那么“人民日报”什么态度呢?我又翻那罗报纸中的其他报纸。发现“人民
日报”隔一天转戴了,其他几份中央大报也先后转戴了。我有些放心了,只要
“人民日报”转戴,就表明党中央是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的!(后来我看了一些
材料,才知道为了发表这篇文章,曾经过很复杂的斗争,胡耀邦同志起了关键作
用)。
从此“人民日报”刊登了大量的在理论上“拔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文
章。对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发生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展开了讨论。
同时为邓小平同志的复出,作了舆论准备。在这场大讨论中,中央党校的理论家
们,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我私下对许多同志讲:我觉得,要投票发奖章的话,
我首先要投“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一票,
应该给他们发给他们一个特大的金质奖章。是他们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为邓小平的复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舆论准备!(后来在反自由化中,胡绩
伟和那些理论上的闯将们,结局都不太妙,如何评价他们的功过,让将来的历史
学家们去讨论好了。)
这年的九月,石油部组织了一个“学大庆检查团”,由副部长焦立人、陈烈
民带队。参加的还有一些部里的司局长们。我既是作为石油系统的干部,又是作
为作家参加了检查团。在检查团出发前,我的《沧海横流》交稿,我可以轻轻松
松地“周游”全国了。
检查团先是去广州的三水油田,广西的田东油田,海南岛的北部弯勘探区,
然后到四川的自贡、沪州天然汽田。由成都乘飞机到西安,去玉门老君庙油田,
由乌鲁木齐到南疆的叶城,北疆的克拉玛依……等我们检查团回到西安,拟到华
东的时候,部领导来电话,要检查团回北京,说中央正开一个重要会议,要检查
团回北京听传达。
我们回到北京,中央正开“工作会议”(然后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
石油工业部部长是宋振明。这位部长在我的印象里,思想敏锐而活跃,工作能力、
魄力极强,作风深入而泼辣。白天他在中央开工作会议,为了使部里的干部及时
了解中央精神,插空向部司局长们传达。我们几乎是每天听一次传达。“中央工
作会议”之后,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历史揭开了一个新篇章。会议的文
件,决议,人们的讲话,发言,都是我们心中想的,口中要说而没有或者不敢说
的,几乎全都替我们说了。从“反右派”以后,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么令人兴奋的
中央精神。国家有希望了!
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还有一个小插曲:老作家姚雪垠是我的河南老乡,
我们以前就比较熟悉,他是我所尊敬的前辈。那时他住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写
《李自成》第二卷。我到他家串门时,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还没有传达下来。我因
太想“扩大范围”,根据我的笔记,提前向他传达了。当时姚雪垠有一个秘书和
助手叫张葆辛。我向姚雪垠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没有让他回避。他把我传
达的内容,化名写篇文章,在香港报纸上提前发表。按照中国的“保密法”,这
是泄漏国家机密行为。北京市公安局查到张葆辛,他交待出“情报”是从我这里
得来的。张被判了刑。石油部要在全部系统通报批评我。我向部领导详细讲了情
况,不久新华社向国内外发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石油部没有再提我此次的
“泄密事件”。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走上了磕磕绊绊地,走两步退一步地发展道路,
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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