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从层层微波到暴风骤雨

                               
                               第十五章

                                第一节

    文艺──政治斗争的“风雨表”，稿费制度随着“阶级斗争”消涨


    我敢说：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领袖，象中国那样重视、
关心文艺的状况和功能。但是却把文艺搞到只剩“八个样板戏”这样的悲惨境地。

    1942年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乏
许多正确观点和精辟思想。但从那时开始，“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服从政治”，
“从属政治”，“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文艺的党性原则”、“文
艺的阶级性”就把文艺拴在政治的战车上了。后来文艺问题的一切“左”的思想
和作法，文艺界灾难性后果，概源于此。

    对共产党说来，文艺好象一个独生子：党要依靠它传宗接代，继承家产，开
创新业。于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婶婶，哥哥、嫂子，谁都来管他。
一旦孩子发生个好歹，有的说孩子营养不良要吃补药，有的说孩子吃得太多，是
撑的，要饿几天饭；有的说孩子需要出去玩耍，有的说孩子出去会掉进河里……
爱之欲深，求之欲苛，一百个亲人，加一百个医生，就是二百个主意，反而把孩
子弄得不死不活。我写过一则寓言《娇子得病》，讲的就是这种现象。

    毛泽东是把文艺比作“政治晴雨表”的。其实文艺哪有那么大的神通？文艺
家哪有那么敏锐的政治嗅觉？可是，解放后的历次的政治运动，总是先拿文艺开
刀！

    在延安时期就批过丁玲、罗锋。王实味还为几篇杂文掉了脑袋！1949年新中
国建立。从1951以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为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作理论
准备。1954年又以批判《红楼梦研究》为题，展开了“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大批判。1956年毛泽东鉴于苏联经验，本来是要实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鸣放”开始时，“左派”陈其通等四人因一篇短文，担忧
“百花齐放”会导致“脱离政治”，被扣上“教条主义”帽子，鼓励继续“鸣放”。
可是因为几个民主人士给“老和尚”提了点意见，锋头一转，大规模反击“右派”
运动展开了。毛泽东左右开弓，两面都挨了棒子。接着1957年的十级大风暴。1958
又掀起的“跃进”大高潮，导致了三年困难，全国饿肚子。因而老实了好几年。
到了1962年，因为一部写陕北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毛泽东批：“利
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不仅作者获罪，还株连了一大批老干部。1965年，
形势刚刚稳定一些了，用《海端罢官》为投石，激起千层巨浪。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1974借“批孔”，来批周总理。1975年忽然来了场莫名其妙的评《水浒传》
──批宋江投降主义，发动了批邓运动……。凡此种种，无一不是用文艺问题
“作”的政治“文章”。

    粉碎“四人帮”以后，大的批判文艺作品的风暴算是没有了。但小风暴依然
不断。先是批“苦恋”，接着因为一部外国电影有“黄色镜头”，多事者呼吁
“救救孩子”，而发动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等等。好象离开用文艺作品开刀，
就达不到政治目的似的。

    不仅对作品如此，好象连稿费制度也成了阶级斗争的“晴雨表”：1956年讲
百花齐放了，就提高稿费；1957反右派了，说作家中产生了“精神贵族”，就降
低稿费；1958年大跃进，讲革命化，干脆取消了稿费；1962年重新提倡百花齐放，
恢复稿费制度；到了“文化大革命”又取消了稿费；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
1977年恢复稿费制度……连稿费制度也和“政治”运动挂上了钩。

    50年代，每千字的最高稿费是二十元，到了1987年，物价涨了数十倍，稿费
没有涨。我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工作时，曾经代表中国作协到全国人大、政协
呼吁提高稿费标准。到1990年，真的提高了，每千字涨到三十元，提高百分之五
十。作家写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一般说需要三年时间，如果说按千字三十
元的话，收入九千多元，平均每月收入二百多元。但稿费是一次性支付的，所得
税也按一次性收入交税。为此我也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到有关国家机关部门呼吁过，
到现在也没解决问题。邓小平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怕文艺界，学术
界“富”，因为他们“富”了，就会产生“特权阶层”和“精神贵族”呀！他们
就“反党、反社会主义”呀！“阶级斗争为纲”的余毒，现在仍没有从根本上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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