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又一次“天安门事件”，我还是“溜”的策略

    从1987年下半年，到1989上半年，在文艺政策上，时紧时松。总体说，有时
“反左”，有时“反右”，有人“反左”，有人“反右”，对作品，有时强调
“革命性”，有时强调“真实性”。意见和步调不一致，已经自由多了。我对朋
友说笑话：东风吹，战鼓擂，如今文艺界谁也不怕谁，谁也不尿谁。但从总体说，
向来“反右”是具体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批判对象，有处理结果。而“反左”
向来是抽象的。好象“反左”是谁在室内抽烟那样，打开窗户一过风，“左”就
没有了。即使搞“极左”的人，在某个单位混不下去了，“易地革命”，继续当
官。结果还是“左”比“右”好。几十年的极左路线，给中国造成是损失，比所
谓的“右”要大几十几百倍。实际上所谓的“右”，常常是正确的。

    在这里我想为“左”和“右”正一下“名”。在革命历史上所谓的“左”，
是提出的革命目标，战略、策略，超越了历史条件，谓之“左”，而现实条件允
许，可能达到的革命目标，不去争取，对敌人妥协、让步，阻碍了社会前进者，
谓之“右”。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仍称某些人为“左王”的，实际上他们是阻
碍历史前进的，应该是“大右派”！

    1985春节之后，我到中国作家协会正式上班，到1988年底，利用业余时间写
了一些短篇小说：《婆婆》、《老爷子》、《灵魂的自白》、《煤气》等数十篇
及通俗章回体中篇《糊涂姑娘荒唐事》。我比较得意的是《老爷子》和《婆婆》
两篇∶《老爷子》写了一个三十年代的封建家长，年纪大了，体弱多病，又不了
解情况。老年人的猜忌、多疑、易怒，喜欢孝子的顺从，总也不肯交出那把象征
权力的钥匙……写了这样一个老年家长的心态，我觉得有点“典型”的意思。
《婆婆》写封建社会两代婆，在当“媳妇”的时候，要求“民主”，希望“婆婆”
开明；一旦自己当了“婆婆”，就和前一代“婆婆”，犯同样毛病了。这是两篇
政治寓言小说。有不少寓言作品，也是在在这个时期写作的。86年出版了一本短
篇小说集《身边人物志》。虽然具体工作比较忙，总算没有把创作丢悼。在工作
方面，和书记处同志们相处也是和谐的。

    1987年春天，我和几位作家第一次到江苏省仪征化纤工业总公司（简称“仪
化”），打算为这个成功的改革开放的成功典型，写一本报告文学集，但只写了
几篇作品，出一本书是不够的。

    1989年春天，公司总经理任传俊同志又邀请我和张锲同志去仪化。拟再做一
些工作，把这本书编起来，而且把质量搞好一些。我记得我们是4 月21日到仪化
的。到了4 月26日，为悼念胡耀邦同志，先是从北京开始，然后波及全国大城市，
学生和市民已经大规模游行了。

    在仪化，我们只是从电视中看到人山人海，但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从新闻报
导的字里行间，觉得这次天安门事件比较复杂。4 月28日后，稍稍平息了些，据
说“5.4.”纪念日，还要闹大一场。中国作家协会名义上是群众组织，实际上是
国家机关。在这场复杂斗争中，象我们当“书记”的，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我
又是个老共产党员，怎么表态都不好。既然“5.4.”还要大闹一场，我打算过了
“5.4.”再回北京。

    我是5 月10日回的北京。五月十三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
（关于这次天安门事件，官方的报导，民间留下来的资料，比上次天安门事件要
多得多，这些我不打算去描述，我只纪录我自己的经历、心态、体会）五月十三
日下午，我作为一个普通群众，去天安门看看情况。学生们的精神，他们所提出
的口号，深深震颤着我的心。学生们绝食一天，两天，三天，他们要求和政府对
话，但政府就是不出面。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不断发出呼吁，要求召开“人大”
等等。那几天的新闻报导，虽然也报导官方的意见，但基本上是同情学生的。绝
食学生不断晕倒，那凄历的救护车送学生到医院抢救的声音，把人们的心都碾碎
了。特别是宣布戒严以后，群众堵军车的大军，几十万军队硬是到不了天安门。
中国作家协会除了极个别人，态度是“一边倒”。只有在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中，
才见人心那么齐过。那天中国作家协会协会书记处一上班开了个会，觉得应该给
学生们送些饮料。从书记处作出决定，到财务处领款，上街买饮料，装车，不到
半个小时。这时秘书科对学生的慰问信都写好而且打印了几十份。我们的一切工
作，如果都有这样的效率，中国的进步会多么快呢？装好饮料车，我和张锲作为
书记，和大家一起到了天安门。也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同时给绝食学生送饮料，
但广场秩序井然，令人叹服。下雨那天晚上，我们宿舍的一位老太太，喊了几句：
“学生们在天安门要受寒的，谁家有毛衣什么的，捐献出来……”不到半小时，
两辆手推车就装满了。好象在抗日或解放战争中支前那样。

    这次天安门事件，很快席卷了全国。每个大城市都是百万人上大街。如果按
“人次”计算的话，当在数亿“人次”。我们官方的报导总是说“极少极少”，
面对人山人海的游行群众，不是自我讽刺吗？我们衡量一下：按政府的说法，他
们是“五有”：有政权，有军队，有舆论工具，掌握着“真理”，有“广大群众
支持”。那么学生们就是“五无”了。那么“五有”怎么不能战胜“极少极少”
呢？要说“唤起民众”，那么无论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国民党时期的“反
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都没法和这次天安门事件相比！

    有一天，我听说有十几个学生要在天安门自焚。我心头立时战栗我来。这时
我已经用电脑写作了，马上打开电脑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致天安门学生的公开信。
我劝他们：千万不要用这种方式自己残酷地摧残自己。我说，你们已经取得了胜
利，你们的行动唤醒了千百万人民就是胜利的标志。你们不要在乎某些方面是否
承认你们，广大群众承认了你们，你们就达到了目的。既然你们是胜利者，那么
何必用自焚的办法做无谓的牺牲呢？这封信我打印了几十份，想让我的孩子拿到
天安门，交给绝食学生们的指挥部。后来又听说并没有自焚这回事。这封信便密
下了。

    在那几天，白天或晚上，我经常到大街上的重要交通路口去看情况。特别是
晚上七点钟以后，每个十字街口，立交桥附近，地铁出口都集中了成千上万的群
众，人们把公共汽车、电车推倒，以阻挡军车。有一天半夜，我睡不着，骑自行
车到一个交通要道口儿，一个市民在那里讲他刚才见到的一幕∶他说∶“我从北
海前门回来，我见那里的交通岗楼园台上，只站了几个妇女巡逻。我和她们聊聊：”
你们在这里站岗放哨？“她们说：”我们堵车，不让他们到天安门去……“”就
凭你们这几个人？……“正说着，听远处有”嚓嚓嚓“的脚步声，她们齐喊：”
解放军来了！“只见从附近居民的房子中，人们拥挤而出，男人，女人，老人，
孩子，一下子把这个交通道口站满了，而且拥挤不堪。其中有一个妇女，还背上
了自己的丈夫。说，她丈夫感冒，但躺在路上也是一个人。我虽然没有看表，但
从妇女发出喊声，到人们占满路口，绝对没有超过五分钟。……

    我不知道当时人们的心怎么那么齐？我想：到底是解放军“戒”了北京市民
的严，还是北京市民“戒”了解放军的严？宣布戒严，已经五、六天了，解放军
硬是到不了天安门。现在政府和群众，相持不下。“四五”那次天安门事件，民
兵、武警还可以隐藏在中山公园等处，现在任何地方都是千百万群众，就是天上
飞下来几百几千人，也会熔化在群众之中的。除非开枪冲出一条血路！但对于自
己的人民，谁能？谁敢？谁忍心下开枪的命令呢？我当时相信：绝对没有这样一
个人！

    一直到五月二十三号，戒严已经两个星期了，解放军还是进不了天安门，绝
食学生也不撤离。我想：如果周总理在世，即使政府不让步，也会采取些“错错
车”的办法，缓和一下和群众的矛盾的。为什么不可以“错错车”呢？

    五月二十号以后，电视台的节目已经很不正常了。经常预报：“有重要新闻”，
但等很久也不见播映。荧屏上要不出现一句长久不动的口号，要不反复播送音乐。
从这里可以感觉到：上面有矛盾，在犹豫、争论，而迟迟下不了决心。这就是说
∶此时“中央是不一致”的。

    从赵紫阳没有出席五月二十日宣布戒严的大会，明显感到中央在对待天安门
事件的态度，矛盾诸多，意见纷纷。赵紫阳也不再露面。五月二十四日，是传言
最多的一天。上午我听说：赵紫阳要“复出”，由他出面缓和形势。于是我打了
许多电话，找军队的，中央各部、委的，凡是能够知道点内情和了解些“小道消
息”的同志或朋友，我都打到了。我把各种消息、传闻，加以对照、比较，按照
自己的判断，要定赵紫阳“反党集团”（连成员名单都打听到了，后来证明此名
单不确切）的消息是比较可靠的。我就想自己该“怎么办”了？

    根据已往的经验：对国内外重大事件，只要中央一表态，大家都要跟着表态。
前几天中国作家协会刚刚发表了呼吁书，我也在文艺界“5.16”声明上签了名，
如果形势一转，我再来一次新的“表态”吗？一下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自己的人
格往哪里放呀！当前最好的办法是离开北京。

    那时买飞机票比较难，我有一个很“铁”的买票关系，平常没有“用”过。
这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我明天要去沈阳，麻烦你给我买张上午的机票。”这
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他说：“明天上午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那就后
天上午吧！”“可以！”就这样定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中央经常要我们“和中央保持一致”。这是
政治纪律。为此，我当即写了一篇短文“谈和中央保持一致”。中心思想是：要
党员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党中央自己首先要一致。象当前天安门这么大的事件，
中央应该先开全会，中央一致了，作出了决议，我们才能和中央保持一致。否则
象“四五”那次天安门事件，许多人在中央采取了“行动”之后，大家纷纷表态
“保持一致”，后来又为“四五”事件平反。那种保持“一致”有什么用呢？这
篇短文我交给当时比较开放的一家报纸副刊。我想：如果这篇文章发表了，我自
己惹麻烦不要紧，也会给编辑惹麻烦。我打电话找那位编辑，请她撤稿。她已经
下班。第二天早晨又打电话，她说，文章已经发排，小样都打出来了。我讲了我
的想法，请她把文章撤下来。她同意了，换上了另一篇文章（后来在“清查”时，
我问她：原稿和小样是否销毁了？她说，小样销毁了，但原稿没有找到。此事过
了这么几年，一直没有人再提起，也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五月二十六日我飞到沈阳去了。我怕中国作协不让我在这个时候离开，我事
前没有和任何人讲，临上飞机前给常务书记唐达成留了张条子：“急事回沈”，
他们想留我，我已经飞走了。我那时还没有想到会开枪。只是为了不再“重新表
态”。我当时形容自己的“怆惶出逃”：“急匆匆如丧家之犬，慌忙忙似漏网之
鱼”。

    我回到沈阳一个星期之后，北京开枪了。从电视中，从袁木答记者问中，从
诸多朋友中，从北京来人中，还有从西方广播中，全面比较、分析、判断，我觉
得，不能再回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了。目前在那个岗位，不能说真话，不想说假话，
不能不说话──这就难了。大概是六月七八号，我给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和书记
处写了一封辞职书。我说：“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已经工作五年了。原来说干三年
这一届，我已”超期服役“。这是一，其次，我已经超过了六十岁，也该享受离
休待遇，自己去搞点创作了；第三，我的工资和户口关系不在北京，生活困难很
多。因此，请允许我辞职。”为了表明我的辞职和目前的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
我还说：“我的辞职决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而是在两年以前就提出过。这可以
查查秘书处的存件。”这封信是六月七号写的。为了避免辞职和“六四”事件联
系，我署的是五月三十一号。如果有人硬是要把我的辞职，说是因天安门事件
“撂挑子”，我可以用邮局耽误，或者我写了信没有立即发出为由，这是谁也查
不出来的。

    我想，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了这几年，特别是这次天安门事件，无论如何
是不能不了了之的。我最怕的是回北京“重新表态”。为了不让作协召我回北京，
我到石油管道局去了。从大庆到大连，有几十个泵站，经常换地方，让谁也找不
到我。这样我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流窜”了一个来月。我注意看报纸，中国
作家协会“转弯子”的“声明”，在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之后，是最晚的一个
单位了。

    我和在北京的我爱人陶书琴保持通信联系，她告诉我，中国作家协会已经进
驻了工作组，正在清查。你还是回来的好。就那些事情，该说清楚的还是要“说
清楚”。否则，如果你不在，很多事情别人往你决上安，你就说不清楚了。我倒
不是怕说不清楚，而是不愿说违心话。反正我们现在成了“被清查”对象，除了
“交待问题”，没有话要你讲了。于是我在七月十号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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