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查
                               
                               第十六章


               第一节  清查中，我说清楚了，清查组说不清楚

    我七月十日回到中国作家协会。这时中宣部、中组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四家进驻作协的“联合清查组”已经工作好多天了。我见到
大家时，带有苦涩味道地互相笑笑，彼此心照不宣，没有话说，因为正在清查
“64”事件中的问题，说错话不好。作协的作家、编辑、干部、工作人员，在
“64”中，除“极少极少”，是“一边倒”的局势，大多数人都在“清查之列”，
但没有一个人有“负罪感”。那天我见到著名诗人小川的儿子李小林，他是我分
管的创作研究部的工作人员，我和他父亲是好朋友，他在“64”事件中被捕，不
久前才释放。按理我应该关心地问问他：是怎么被捕的，在关押期间受没受苦，
又是怎么被放的，公安部门给他留没留什么“辫子”？可是我什么也没有问，只
是说：“回来啦？回来就好。”他则什么话也不说。

    因为作协书记处成员都是被清查对象，就象等待“量刑”的犯人似的，所以
书记们也没有什么工作要做──现在做什么都是多余的。只要工作组不找你谈话，
你上了班坐着就行。

    也就在这期间，“茅盾故居”──实际上是“茅盾研究所”的王增如，告诉
我：她在整理茅盾老著作和藏书时，发现一本茅盾老看过的一本《浪涛滚滚》，
其中有些茅盾老的点、批，让我看看，怪有意思的。我当时想，也可能只有几句
话吧，没得空去取。这时我向王增如要这本书，她第二天便给我捎来了。我仔细
看了，茅盾老看得真细。几乎每页都划了好多横线，大多数页码的空白处，都有
评语，有两、三句话的，有四、五句话的，长的“评点”有四五百字，都是用园
珠笔写的，字体也很工整。一个著名的老作家，对当时还是小青年的我的作品，
那么细致的看，细细的写点评，甚至连错别字都画了记号，着实令人感动。特别
重要的是，在评语中表现了茅盾老对文学艺术，对长篇小说创作，对人物形象刻
画，对语言运用，环境描写等一系列精辟见解，是研究茅盾老的宝贵资料。我先
是把这本《浪涛滚滚》复印了一份，然后将其中“评点”，一段一段抄下来。

    有一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王维玲来看我。我向他提及此事。因为《浪
涛滚滚》是他们出版的。王维玲一看，觉得很有价值，要出版“茅评本”《浪涛
滚滚》。此书已经出版三十年了，回头看看我写《浪涛滚滚》时的艺术追求，写
作技巧，现在有什么新看法，结合茅盾老的“评点”，我写了多段“作者自白”。
我计算了一下，茅盾老的点评近两万字，我的“作者自白”有一万多字，排版时
都插在原文中间，原文一字不改，保持本来面目。不久“茅评本”《浪涛滚滚》
出版了。这是我在“清查”中所做的一件事。

    在清查中，我有几件事要“说清楚”：一件事是到天安门给绝食学生送水，
第二件是中国作协向社会的“呼吁书”；第三件是我参加《新观察》和“世界经
济导报”联合召开的悼念胡耀邦的追悼会并且发了言。第四件是我在文学艺术界
“5.16”呼吁书上签了名。清查组先让我写个文字材料。前三件我很容易都说清
楚了，我有多少责任，负多少责任，决不推脱。第四件是“5.16”呼吁书签名，
在当时看得很严重。要我说明：这份签名书，是谁交给你的？你又交给谁的？来
龙去脉要一查到底。我当然能讲清楚，但我不愿牵连别人。我写的交待是：那天
晚上我下班，见桌上放着一份文艺界的呼吁书，我老伴说∶刚才有人送来一份文
件，要你签个名，就在饭桌上放着。你签了名，他们一会儿还要来取。我没细看
内容，见后面一大堆文艺界名人，就签上了名。因为晚上还有外事活动，我把拉
几口饭就走了。至于谁送来谁取走的，我问老伴，她说可能是作协的同志吧？她
已经离休，原来又不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干部，她不认识……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多年党的教育，要忠诚老实。我也不是没有自责的心情，但我想，现在这个党执
行的政策，已经不是我入党宣誓时那个党了……也就心安理得地“不老实”了。

    清查组对每个书记都要“谈”一次话。有的谈了两、三次。我是排在最后的
谈话对象。那天清查组有三位领导在场，还有一个年轻女同志作纪录，大家坐在
周围，象“四堂会审”似的。为首的是一位姓刘的老同志，白发苍苍，显然是
“抗过枪”年代的干部。老刘同志倒很客气，说：“韶华同志，早就打算找你谈
一谈，没有时间，今天咱们谈谈吧。”我问：“怎么个谈法呢？”他说：“随便
谈，你是老同志了……谈什么都可以。”仍然很客气。

    我微微笑了一下说：“咱们都明白，你们是清查组的，我是被清查的，所谓
‘谈' ，不就是让我交待吗？”我轻松地笑着。

    老刘仍然笑容满面地说：“随便谈，随便谈。”

    于是，我分三部分谈了：第一，从四月二十号我去仪征化纤公司到七月十日
回到北京，都做了些什么，按时间、地点排了一个日程，算是“事实部分”；第
二，现在对“64”事件的态度（我一直避免用“反革命暴乱”的词语）。我说：
“我是支持学生的，不然就不会有到天安门送水、签名等行动。我为什么支持学
生？因为学生提出' 反腐败，反官捣'.我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在那个时候，遇
到日本鬼子扫荡，老百姓当作他们的儿子掩护我。现在过了四十年，我们和群众
的关系，搞到如此紧张的地步！每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悲哀……”说到这里我
真动情了，想哭，我掏出手帕掩着鼻口，腔内的悲痛一涌一涌。他们几位也看出
来了，好声地劝我：“韶华同志，你冷静一下，别让身体……”好象我突然会心
机梗死似的。我强忍了一两分钟，还是失声大哭了一场。我又镇定了一刻，接着
说：“第三，我现在的态度：在”64“事件中，有各种政治力量参与，有人反党、
反社会主义。任何大的政治运动，都不可能那么纯，各种政治力量、派别会加入
进来……但当时我没有看出来，作为一个老党员这是不应该的。”在这里我做了
点儿检讨。

    我就说到这里，说完了，大概他们觉得我的交待第一：和事实相符，没有隐
瞒什么，第二思想讲得真实，第三也算有分析认识，就没有再问什么。

    这天下午，老刘同志到办公室来了。这时只有我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是来找
我个别谈话，还是有其他事情。反正有了机会，我得把对当前关于清查的意见
“倒”给他。聊了几句闲话，我开始说：“老刘同志，你也是白头发，我也是白
头发。我在多次运动中都参加过工作组，我相信你也会不止一次地参加过这样那
样的工作组。在政治运动中，特别象这次天安门事件，凡是' 转弯子' 最快的，
不一定是最值得信任的。你们工作组不要听了揭发就信，信了就整理材料，整理
了材料就上报中央。就以这次有人揭发的《文艺报》5.21号报导有' 导向' 错误，
版面内容是经过党组、书记处讨论的。你们听了就' 信，''信' 了就整理成' 简
报' 上报中央。其实党组、书记处从来不具体管文艺报的版面。如果说这期的' 
导向错误' 是党组、书记处讨论的。党组、书记处，在哪一天开的会？应该有记
录呀！没有这事嘛！这件事上报中央，将来一查没有此事，怎么算呢？”

    “我们是要查清楚的。”老刘说，看他对我的态度并没有表示反感。

    我接着说：“就说这' 转弯子' 吧，一个人形成的思想是有个过程的。一定
的客观事物，反映到脑子里，形成一定的思想。思想一旦形成后，不是说' 转' 
就能' 转' 的。只有客观事实本身证明原来的思想、认识错了，才能' 转'.比如
到天安门送水这件事：为什么北京市委去送医、送药、送草帽，还开去几十辆大
汽车让学生避雨，就是革命的？为什么我们去送水，就是' 支持动乱' 的？谁要
能分清这同一事实的不同性质，要我转弯子，我分不清嘛！”

    老刘同志说：“好象，好象北京市委是经过红十字会送的……”

    我说：“是，咱们姑且这么说∶经过红十字会送，就是革命的；私自送，就
是' 支持动乱' 的！那么什么时候北京市或者是戒严司令部有过”通令“，给学
生送水要经过红十字会？没有嘛！咱们再假定有这么一个通令：向学生送东西必
须经过红十字会。那么北京市几十万市民向天安门送东西。红十字会在哪里？谁
接受？谁登记？谁负责转交？当时天那么热，学生断水，那么多群众送东西，来
不及嘛！……所以我觉得，那些一听就' 转' 的，是值得注意的……”

    我看老刘同志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对我的意见没有反驳，接着又谈了些闲话，
他就走了。我想，我这些话可能有点“犯忌”，但我相信什么辫子也抓不住的。
到底不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时期了。

    就这样，我算说清楚了。清查组再没有找我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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