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远走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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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清明节前夕，地处重庆郊外的黄桷镇显得少有的清静。农家小户前，
年轻的母亲坐在门口给小孩喂奶，老婆婆在阳光下支起了纺车，孩子们在打扫得干
干净净的谷场上做着游戏。屋内则有许多人家在忙乎着，他们默默地准备着冥纸冥
钱，要为另一个世界的亲人送去祝愿和幸福。
中午时分，小镇上出现了一位蓬头垢面的异乡人。他伫立在复旦大学院外，惊
恐不安地四处打看，当他终于看到了那块“中国泉币学社”小木牌时，再也支持不
住了，一头栽倒在地。
这便是千里迢迢一路乞讨来重庆的我祖父。
学社的泉友们从他贴身衣兜里找出了丁福保先生的电文：襄阳险恶，携古钱珍
品速来重庆。大伙这才认出已被遥远的路途折磨得不成样子的襄阳钱王。
连日来，一帮来自全国各地的古钱收藏家们，怀着一腔爱国热血，纷纷芸集山
城，以动员民众护宝爱宝为宗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重庆组建中国泉币学社，
创办《泉币》杂志，各显其才，不亦乐乎。创办之初，一时无房舍，好在来自上海
的郑家湘社长与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先生是好友，从复旦大学借来了几间屋子，
才算让大家立住了脚。
祖父发着高烧说胡话，躺在床上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神思恍惚，脑子里挤满了
一路上的各种景象：颠簸的木船、蜿蜒的山道、衣衫褴褛的人们、凶神恶煞的兵匪，
这些景象本来纷繁无序，其中还掺杂着笑盈盈的沈氏茶娘，发怒的本田一郎，妩媚
的花船妓女，还有襄阳城墙，吊脚楼，青石板小巷……祖父的脑子乱极了，身子异
常的孤冷和烦燥。
大伙儿轮流守候着我祖父。在这种特有的亲近中，我祖父一天天清醒起来。
“谢谢大家，谢谢同仁。”祖父声音低沉而激动，哽咽着，像有棉絮塞在嗓子眼里，
泪水也再次流出来，洇湿了枕头。祖父比原来整整瘦了一圈，腮上落满了黑黑的胡
茬儿。
从此，祖父便融入了这革命的大家庭里。
晚年的祖母回忆道，你祖父是躲着我走的。那天，北风出奇的强劲，万物枯毁，
仿佛等待一场大火烧来，又仿佛一切早就衰败。等我得到消息赶到古渡口时，下汉
口的船载着你祖父已是无影无踪了。我想，祖母的描绘也许正是她当时的心情写照。
祖父并不想有意选择一个如此恶劣的日子，更多的是无可奈何。这是祖父在自责的
陷阱里苦苦挣扎后的选择，是一种愧悔无穷的抉择。
晚年的祖父一直将自己的那次重庆之行说成是为保存古钱的需要，是受丁福保
老先生的召唤等。祖父说，抗战时，我们都恨透了日本人。那时的学生和文化人，
谁都不愿意做亡国奴，就跟着政府往内地撤，有火车有船就坐一程，坐不上就走，
从襄阳到武昌，从武昌到重庆，整整走了四个半月。一路上，听到不少的学生唱流
亡歌曲，一曲《松花江上》，唱得一路哭声。
其实，祖父的这番话只是说明了一个方面。譬如说，他受骗误入花船身败名裂，
不能不是出走的重要原因。祖父远行导致他与我祖母情感上的真空，让两位有情人
有了较多的时间和较为宽松的环境来思念对方或原谅对方。由此，出走成了一种天
然的胶合剂，冲淡或弥补过去的一切恩恩怨怨。祖父正是在这种悲愤与无奈、痛苦
与悔恨交织的复杂情绪中，拎起简单的行李，腰缠一串串凝结了我们祥符家几代人
心血的古钱，踏上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征程。
恬静的生活和心心相印的泉友，让祖父抛弃了一切烦恼，他专心致志地开始了
研究鉴赏古钱的新生活。对于祖父来说，泉社才是一片净土。他利用“泉学者多，
钱品资料多”等有利条件，开始了对中国钱学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正是在这种优越
的环境里，我祖父在寻觅“国宝金匮直万”钱的钱学价值的同时，对中国古钱与我
们祥符家族的血脉渊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重庆最引以为骄傲的是那名目繁多、风味各异的精美小吃。赖汤圆白嫩光滑、
糍糯柔软，香甜可口；钟水饺皮薄馅嫩，以甜红酱油做作料，突出甜咸鲜味红油蒜
泥香味；龙抄手皮薄如纸，馅嫩如泥，汤味鲜浓；还有甜软热烫的“古月胡”三合
泥、叶儿粑、珍珠圆子、三大炮；富有麻辣味的小吃还有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怪
味鸡块、麻辣兔丁等。这些小吃都令我祖父欢喜不已，他吃得特别开心。
闲时，祖父爬上屋后的山头，俯看山底蜿蜒的长江，静静地倾听山水的应答。
那是船在说话，江在祈语，忧郁的，憔悴的，苍远的，幽咽的，全都被祖父收藏在
了心里。他深深地眷恋着长江中游的一条汉水，在汉水的中游，寄托着自己的思念
之情。
祖父对马背巷的惟一牵挂，就是对我祖母的思念与愧疚。祖父来重庆的半年后，
他收到了祖母托人写来的第一封来信：你走后第三天，“祥符古泉店”就被日军飞
机炸为平地，凤阳夫妇已带着啼啼单立了户头……
小巷来信，是诉不完的情，流不尽的泪，道不完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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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与一位杭州来的姚编辑同室办公。姚编辑名宏根，他带着太太和一个六岁
的男孩住复旦大学门外的一个小胡同里。
姚宏根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他的性格和收藏兴趣都与我祖父有许多相投之处。
不同的是，姚宏根无一钱币藏品，也从不欣赏别人的藏品，惟一的爱好就是读书。
姚编辑成天捧着一本书，特别是对汉书食货志之类的书读得津津有味。他时常加班
加点，将史书上的一些钱样或拓片，一一临摹下来，张贴于办公室里，进行分析研
究。
这令我祖父十分不解，玩古者不识藏品，纸上谈兵，实乃画饼充饥也。祖父与
人和善，人各有志，祖父对姚先生的看法只是埋在心底，从不言之。
姚宏根说着一口地道的杭州话，这无比熟悉的吴越乡音，令我祖父感到十分的
亲切。祖父几次想与姚先生攀攀老乡，说些家乡的趣事，有时话头都扯到了西子湖
畔，可姚编辑话题一转：“大丈夫四海为家，小西子何足挂齿？”
令我祖父无言可对。
也许姚编辑一直以为我祖父是湖北人，对九头鸟提防着什么。
有一次祖父与姚宏根谈得挺投机，便试深着问之：“玩古者不看重藏品，何故？”
姚宏根一脸鄙夷神情，说道：“藏品者，大都私利熏心也。”
“此言差也。”祖父大为不悦，拂袖而去。
尽管如此，祖父还是很看重姚宏根的才学。
时间长了，祖父慢慢才知道，姚宏根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系，致力历朝各代食
货志的研究。他原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怀着“以学救国”的理想，与一帮上
海泉友相约来到重庆。祖父发现，姚先生不是那种高谈阔论之辈，他钱学理论高深，
谈及钱道，旁征博引，有理有据。姚先生一脸的老成与严肃，每次只有姚家保姆带
着儿子天宝来编辑部玩时，见到儿子天真活泼的样子，才肯露出一些笑容。天宝胖
乎乎，白白净净，说话奶声奶气，很逗人喜爱。
姚太太出身于大户人家，爱唱越剧，不善家务，厌烦带孩子，姚先生只得从乡
下为孩子请了一保姆。保姆四十多岁，儿子被抓丁，丈夫和小女儿被日本的飞机炸
死了。姚家保姆经常带着孩子来编辑找姚先生，有时是找姚先生要零花钱给小孩买
吃的，有时是要买菜钱，有时则是无事来转转，想看看姚先生在干啥。姚先生对保
姆很好，有求必应。姚家保姆逢人就讲姚先生如何好如何好，言外之意是不喜欢姚
太太，有时也少不了埋怨姚太太成天在屋里装疯卖傻，穿些花花绿绿的戏服，跳呀
唱呀，羞死了哟。姚家保姆是那种看不惯就说的直性子。
这天，姚家所居住的这条小胡同口，来了一男一女俩吹糖人的，他们放下担子，
便敲起铜锣，做起买卖来。这条小胡同是用小石子铺成的路面，起伏不平，又窄又
弯，有些地方，人力车拉过来的时候，行人不得不紧紧地贴墙站着，才能让车子通
过去。胡同口相对就宽敞些，一帮爱看热闹的市井小儿们，围着糖人担挤成一团，
盯着俩手艺人手中吹制出的孙猴子、猪八戒，大惊小怪，兴奋地叫着嚷着。
这时姚先生的独生儿子天宝正在家门口玩着石子，听得童声嘈杂，便叫着要到
胡同口去看看。姚家保姆被缠得无奈，只好抱着天宝走到胡同口，站在糖人担前观
看起来。
吹糖男人一见到衣衫光鲜，细皮嫩肉的小天宝，两眼顿时放出光来，虽然手上
仍在不停地摆弄糖人，脚下却有意无意地踢了女人一脚。那女人会意，便与姚家保
姆攀谈起来。这不谈则已，一谈竟攀上了同乡。原来，那时重庆城里的老保姆大都
来自邻近的乡下，吹糖人的媳妇，闹了半天同这位看护天宝的这位保姆县同乡不同
村。
说得近乎，吹糖人媳妇便顺手取下一个糖人，送给小天宝。姚家保姆推让道：
“乡亲您这是做啥子么？小本生意，怪不易的呢。”
那男的插话道：“大妹子别客气。别看这小本生意，可走南闯北，糊弄个嚼谷
也不费难。这重庆城里，买卖好做，再说，过两天朝天门开庙会，人多，买主多，
咱还要去捞一把呢。”
姚家保姆和吹糖人媳妇便又聊开了庙会。姚家保姆说：“我还是当姑娘时逛过
朝天门庙会，那里好吃的好穿的真是看花眼呢。”
吹糖人媳妇说：“谁说不是，天南海北的生意都涌来，那热闹劲真是别提了。”
她们聊得开心，连小天宝都听得傻了眼，长这么大，他从来就没去过庙会，没
看过还有那么热闹的事情。
天黑了，姚家保姆依依不舍地同老乡告别，在她心里，这只是极其普通的一次
邂逅，萍水相逢，说说话，解解闷而已。可在小天宝的心里，却从此充满了对“庙
会”的憧憬和盼望，那是一种甜滋滋的糖人般的诱惑……
打从这天起，小天宝的耳朵就时刻支楞着，只要门外一有动静，他就哭着闹着
要去看看，看是不是“孙悟空和猪八戒”来了？
终于在第三天傍晚，他趁姚家保姆一个没留神，溜出了大门，竟然碰上了那俩
吹糖人的，一个吹好的糖人，两句好话，就把一个金蛋子样的小天宝给拐走了，说
是去了庙会，可庙会上哪有他的影子？
姚先生家的小天宝突然丢失，引起了钱社人员的极大恐慌。姚先生当即向警察
局报案，警察局来人在姚家找保姆做询问笔录，姚太太就在一旁哭着闹着，摔盆打
碗的，拽着保姆叫喊着：“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姚家保姆自知闯了大祸，那经得起这般惊吓，待警察局的人前脚走，她后脚就
一根绳子吊死了。
姚家保姆乡下的亲戚一下涌来几十人，硬说是姚家夫妇逼死了保姆，要披麻戴
孝，要赔金赔银。儿子没找到，保姆又死了。可怜的姚编辑一下失去了主张，一夜
间就变得痴痴呆呆起来。
好在远在杭州的姚家底厚实，火速送来了一笔银两，才解了燃眉之急。姚天宝
一直没有音讯，姚太太由疯变傻，这个幸福之家，眨眼间就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经过这场大磨难，我祖父才算是对于姚先生的家事有了一些了解。世上的事竟
然如此巧合，原来，姚宏根乃姚兴甫二少爷姚以知之子。姚以知在杭州开着一家姚
字丝绸庄，生意兴隆。姚以知生有一男三女，他有心让姚宏根继承家业，从事丝绸
商务，无奈姚宏根从小书生气太盛，成天读死书。后考入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一心
迷恋史学，乃迂夫子一个也。姚以知喟然长叹：不可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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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先生的身世无异让我祖父联想起我们祥符家族与姚家的恩恩怨怨，犹如在平
静的水面上投下了一粒石子，顿时荡出一圈圈涟漪。然而，转眼间便消失了。对姚
家的不幸，我正直善良的祖父没有丝毫的幸灾乐祸。祖父以为，两家的恩怨总应有
个了结之日。他没有向姚先生提及祖上的往事，而是对姚家的不幸表示了更多的关
爱。祖父表示关爱的具体行动是，四处打听姚天宝的下落，尽力帮助姚家寻子。
大约半个月后的一个傍晚，就在姚家已对儿子回家完全失去信心时，姚天宝突
然活脱脱地出现在了姚家夫妇的面前。这喜从天降的场面，令姚家夫妇不知所措，
只是轮番抱着儿子亲不够。姚先生一个劲地说我祖父：“这是真的么？”
姚太太则发狂地大笑着：“小天宝，你真是我的小天宝么？”
我祖父很轻松地说道：“在重庆城外的一个小镇上，我一眼认出了正与一帮穷
孩子打闹着的小天宝。”
从此，天伦之乐重新回到了姚家。姚太太的病随着儿子的回来不治而愈，而且
还断掉了那迷戏之痴情，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尔后，姚太太为姚先生又一气生了两
个儿子，其乐无穷。自此，姚先生对我祖父刮目相看，视为好友。
其实，当年我祖父之所以能帮助姚家找到小天宝，此过程远不是他说得这么轻
巧。说到此，这就不得涉及到了我祖父重庆生活的另一面。祖父与其他的凡人一样，
他也喜爱向世人展示自己光明的一面，而力求回避其不光彩的东西。譬如说，在重
庆我祖父曾与“威震”长江流域的大流氓头子杨庆山有过一面之交，他却从来没有
提及过。
祖父的这段秘闻，我是在重庆档案馆的资料中偶尔发现的。那天在重庆档案的
资料复印厅，我结识了重庆大学的一位同学，他选择了“民国期间重庆地方同乡会
组织”作为自己的史学研究课题。出于好奇，我从这位同学查阅搜集到的一大摞资
料中，抽出了一部分有关“湖北同乡会”的资料，顺手进行了复印，回到旅馆便认
真读了起来。于是，我轻而易举地发现了祖父的另一块生存天地。
祖父到重庆不久，就加入了“湖北同乡会”，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是不足为
奇的。随着日寇的大举进犯，上海、武汉先后吃紧，内地众多有势力的人物纷纷逃
往重庆，抢地盘，夺饭碗。为在重庆扎下根基，不得以“乡党”为纽带，扎紧各自
生存的樊篱。在这种挣扎中，首推湖北人出手最快，不到一个月，湖北人李青山就
在重庆的繁华地带开了一家湖北大大旅馆，湖北人董章在朝天门开了一家清唱茶馆，
湖北人黄联宾办了“一园”戏院，汉口冠生园的经理张泽鎏竟然在陕西街照样开了
一家“重庆冠生园”。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九头鸟是神话中很凶的
飞禽，拿湖北佬比喻九头鸟，可见湖北人之恶。
湖北人之所以能在重庆迅速打开码头，这与湖北同乡会有位神通广大的“寨主”
分不开。这位寨主名叫杨庆山。杨庆山历史复杂，脚踏青洪两只船，高就国民党的
“少将处长”，乃蒋介石营垒中有功之臣。谈及杨庆山的气派，重庆档案馆的资料
中有照片为证：重庆是座山城，山路起伏，车辆街驶不便，达官贵人都用人抬人的
“滑竿”作为代步工具。“滑竿”一般是用两个人抬，一前一后。杨庆山出行的滑
竿却是四个人抬，两前两后，行走速度比一般滑竿快得多，杨卧其上，众多保镖打
手前呼后拥，既神气，又威风。一路吆喝，令行人望而却步。
杨庆山如此威风，按说是不会将我祖父这样的书生放在眼里的。杨庆山在重庆
拉帮结派，每天在冠生园单间里喝茶、吃早点，会见洪帮兄弟，了解重庆水陆行情，
做些没有本钱的买卖。杨庆山还在南岸玄坛庙修建了一座善堂，名曰“开化善堂”，
在“善堂”旁又办了一所“开化小学”，名义上是为方便湖北同乡的子女就读上学。
开化小学的老师则由湖北同乡会里能断文识字的乡党们轮流执教。
这天，杨庆山从躲日本飞机的特别防空洞里钻出来，兴致挺高地来到开化小学
视察。值得说明的是，杨庆山身为处长，官居少将，可是他“扁担倒下是个一”也
不认识，“瞎眼光棍”一条。小小的一支笔，对他来说，重过千斤。长期以来，杨
庆山靠雇用的一个名叫鲁竹痴的清末秀才当私人秘书，代他起草文件，敷衍酬答，
附庸风雅，过儒将之瘾。遗憾的是，1938年春杨庆山在携带娇妻美妾、金银细软、
家人奴仆乘民生公司轮船逃往重庆时，鲁秀才起夜不幸失足入水，丢了性命。之后，
手下接连给杨庆山挑选了好几个秘书，都不能与鲁秀才相比，杨大为不悦。杨庆山
前呼后拥地来到开化小学时，正值我祖父教授国文，也许是我祖父那一身儒雅之气，
让杨庆山找到了鲁秀才的感觉，他竟然站在窗外盯着我祖父连连大喊：“鲁秀才，
鲁秀才。”
正在讲授国文的我祖父循声看去，见是一身着长褂的大胖子站在窗外朝自己大
叫大喊，自己与之并不相识，很是不快，脱口而出：“上课时分，不得喧哗。”
杨庆山的随从大吼一声：“休得无理！乃杨将军叫你呢。”
祖父反问：“教人读书乃天下正事，何为无理？”
杨庆山乐了：“真乃一夫子呢。”
入夜，山城华灯初上时，杨庆山在湖北大大旅馆接见了我祖父。
湖北大大旅馆的气派在重庆城是少见的：红漆大门两旁，是一对石鼓。石鼓用
辽东长白山产的一种玉石雕的，高四尺余，有天然花纹，比大理石坚硬。石鼓上雕
刻的是“刘海戏金蟾”与“姜太公钓鱼”。 墙壁顶端，有龙头兽狗压脊。
进门后，是一个挺大的影壁，中间用数块大方青砖精刻的一个“福”字，周围
也是砖刻图案。大厅的柁架是楠木制成，长长的方方的椽子上漆着紫红色油漆，不
但庄严肃穆，还显得有些神秘。
营业大堂像个特大的澡堂子，一拉溜有四排烟榻，每一排有十四、十五张。每
个烟榻上有个高枕头，一盏烟灯。烟客们躺在这里喷云吐雾，飘飘欲仙。还有小姑
娘给点烟泡儿，烟客们边吸边与姑娘调情，乃其乐无穷。
营业大堂后面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天井的上空似一个无底的黑洞，屋外边高
出屋脊的柏树，树影摇晃，一丛丛稀薄的暗影，有如人舞。北面是厢房，布置得十
分华丽，在屋门窗外，有个挺大的花池子，种着一些茉莉、鸡冠花等草本植物，甬
道两旁分别种着夹竹桃、石榴等。来湖北大大旅馆的人，几乎全是湖北在重庆的头
面人物和达官显贵、富商大贾，当然也少不了名交际花和妖姬荡妇之类。
杨庆山在湖北大大旅馆接见我祖父，可见对我祖父的看重和期待。
至于说，杨庆山与我祖父交谈了些什么，尔后我又多次找到重庆档案馆想找到
有关湖北同乡会的更多资料，可惜没有新的收获。我想，我祖父与杨庆山的交往也
应该到此结束，迂腐孤傲的祖父与放荡不羁的杨庆山，是谈不上有什么共同语言的。
我也失去了继续挖掘这段历史的兴趣。
出乎意料的是，1997年春，我在湖北日报社当实习生，在某监狱采访时结识一
位姓严的离休老公安，谈起他一生的得意之作，这位老公安意外地提到了当年抓获
国民党少将杨庆山的过程。
四川省灌县境内的青城山，风景秀丽，有道教的“第五洞天”之誉。相传东汉
的张道陵修道于此。1949年秋末冬初的一天晚上，一个六十开外、身材高大、白净
面皮的老人，来到山上的道观，找到熟识的老道人，声言已看破红尘，要求出家当
道士。老道人看他神态虔诚，便一口应允下来。这个老人便在道长的主持下，参拜
了祖师爷，挽上道髻，穿上道袍，在道观中住了下来。他日诵道藏，深居简出，面
目慈祥，待人彬彬有礼。观内的道长向人介绍这位道士，只说他俗姓杨，是一位有
名的大善人。
这一年的11月30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四野战军，攻克了西南重镇重庆，
不久，成都得到解放。喜讯传到灌县，传到青城山，人民群众欢欣鼓舞，青城山上
的道士也个个笑逐颜开，惟有那位“大善人”却整日忧心忡忡，闷闷不乐，寡言少
语，食而无味。有好心的道士问及：“道兄，您是不是病了？”“大善人”便顺水
推舟，卧床不起，一天到晚关着门“发汗”。
1950年下半年，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当我人民公安战士手
持逮捕证来到青城山出现在这位“老道士”面前时，他只得绝望地束手就擒。经查
证，青城山上这位虔心问道的老道士，原就是显赫一地的洪帮“寨主”、“国大代
表”、长江上下的大流氓头子杨庆山。杨庆山发迹武汉，作恶武汉，在武汉人民的
强烈要求下，杨庆山被押解武汉公开审判，于1953年10月13日被执行枪决，结束了
其罪恶的一生。
在老公安的热心帮助下，通过几天的翻阅查找，我终于从监狱里的档案堆找到
了一纸发黄的证词。证词很简单：1941年冬，余任教于重庆开化小学，杨庆山找余
商谈，让担任其秘书，被我拒绝。数日后，杨以救助一被拐骗男孩为交换条件，再
次提及让余任其秘书，余无奈从命三月。特此证明。1953年3 月13日。 落名是：
祥符得坤。
我以为祖父的这份证言，有一定的可信度。祖父信奉诚实，他不善于美化自己。
迂腐之极、性子刚强的祖父，拒绝与大流氓杨庆山共舞，本在情理之中。祖父证词
中提到的杨庆山曾救助一被拐骗男孩，无疑是指小天宝被救之事。当时的杨庆山乃
重庆城一霸，手下的爪牙无孔不入，威风凛凛，要寻找一个被拐的小男孩，想必并
不是什么难事。当然，其中少不了许多曲折和说头，可惜，我祖父从没谈及，也无
任何资料查证。令人起敬的是，我祖父为了寻找到姚家小天宝，不惜屈身委任于大
流氓头子，拿自己的名节作赌注，这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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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宏根对我祖父的感激之情是发自内心的。
姚宏根到底受过系统的学习教导，其思维方式研究方式别具一格。就新莽钱学
的研究而言，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见解，令我祖父找到了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受
益匪浅。譬如说，关于“国宝金匮直万”钱的铸作时代的界定争论，古往今来诸多
泉学者都考证为新莽初期所铸，而姚宏根不以为然，竟然却提出了“新莽中期论”
观点。其依据是，王莽迷信“五行终始之说”，自居摄以后，篡汉之心日益显著，
恐人心之不附，故千方百计利用邪说，蛊惑人心。故钱文心定以“五”制胜。
姚宏根提出的“从统治者思想基础论及钱文演变过程”的钱学思路，给了我祖
父很大的启示。祖父对自己所收藏的新莽钱品一一进行品味，发现皆以五为钱文，
如小泉曰五珠，大泉曰五十，契刀曰五百，一刀曰五千，均为新莽初期所铸。若
“国宝金匮直万”钱为莽初期所铸，则钱文直数量亦应以五计，不当以直万为文也。
再看新莽中期铸币，种类极繁，有金银龟贝泉布等品，数量亦由一而十而百而千而
万，此直万钱文，恰与这个时期之钱制相符。故此，我祖父十分认同将“国宝金匮
直万”钱的制作时代定为新莽中期。
祖父的研究成果《国宝金匮“时代”之探讨》在《泉币》杂志上刊出后，立刻
引起了钱学界的轰动，北平、上海和杭州的诸多泉友纷纷撰文予以肯定，丁福保先
生特地从上海发来贺电，以表敬意，称之“钱学研究之重大突破”。
殊不知，这篇论文刊发，立刻将我祖父推向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祖父一直
以为这是与姚宏根的共同成果，并提出共同署名刊发，可姚宏根坚决不同意。祖父
说，众人之果，独享其成，不仁不义也。并以拒绝发表相威胁。姚宏根表面上应承
共同署名，而待论文付印时却拿下了自己的名字。祖父认为，姚宏根以其研究成果
作寻子之回报，实乃愚蠢之举，是对其人格的侮辱。
一连多天，祖父对姚宏根不理不睬，形同陌人。这可让姚宏根慌了神，主动问
寒问暖，无话找话；姚太太得知后，更是食寝不安，带着小天宝来到我祖父的住处，
跪在我祖父面前请求原谅。我倔犟的祖父站起身来，竟然扭头走之。
时隔不久，重庆大轰炸让我祖父留下了终身遗憾。
1996年6 月，为弄清祖父当年在重庆生活的一些往事，我专程赴重庆采访，在
重庆市政协大楼里，我翻阅到了一份题为《挖掘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的提案。提
案认为，重庆大轰炸与南京大屠杀是同样性质的历史事件，都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永
远不可抹去的惨痛记忆，是一部“永远的教科书”。1938年1 月27日至1943年8 月
23日间，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 年半的“重庆大轰炸”。历时之长、范围之广，
造成的灾难之深重，在二战期间乃至人类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据不完全统计，
“重庆大轰炸”期间，日军共投入飞机4758架次，炸死炸伤民众10200 余人。
晚年的祖父清楚地记得，那是1942年重阳节，他在办公室里整理古钱藏品，突
然传来敌机沉闷的轰鸣声，屋外“跑飞机啦”的喊叫声四起。姚宏根闯了进来，一
边喊着“飞机来了”，一边拉着我祖父就要往外跑。 钱社距躲飞机的山洞约二百
多米。祖父一把挣脱姚的手，一声不吭，依旧忙着手中的活。姚说：“听这飞机的
声音挺近的，晚了就来不及了。”祖父仍无言语。姚宏根无奈，只得强行拽起我祖
父就往外跑。刚出门，只见面前一黑，那庞然大物俯冲下来，紧接着一连串的炸弹
跌落下来。姚先生大喊一声：“趴下！”猛地推了我祖父一把。顷刻间，爆炸声此
起彼伏，四周一片火海。我祖父由于及时卧倒在地，躲过了横飞的弹片，而姚宏根
却被弹片击倒……
《重庆日报》记载了这次大轰炸的惨状：民国三十一年九月初九午后，僻处黄
桷镇的复旦大学被炸，一时弹片横飞，硝烟四起，教授学生死伤枕藉。教务长孙寒
冰先生罹难，死状之惨，令人不忍卒睹。弹片击穿钱币学家姚宏根的胸部，血肉飞
溅。敌机过后，多处起火，满天都是红的，这红光几乎要使人发狂，它是人骨、财
产、图书所发射的烈焰，灼干了的血，烧焦了的骨肉。肢体破碎，血流如浆，惨状
真是触目惊心！
姚宏根之死，给了我祖父以巨大的打击，好长一段时间里，他如丢魂落魄一般，
一个劲地怪罪自己：“是我害了他，他是为我死的。”祖父找到姚宏根家里，要求
承担三个未成年孩子的抚养，遭到了姚太太的婉言谢绝。
这位弱不经风的西子妇人此时显得十分坚强，她说了一句：“这笔账要算在日
本鬼子的身上。”待我祖父再次找到姚家时，全家人已不知去向。经多方打听，才
知道是回杭州老家去了。
解放后，祖父曾多次去信杭州委托一些泉友寻找姚宏根的后人，可没有任何消
息。1998年初我来杭州采访，好不容易在浙江大学教务处打听到了姚宏根后人的下
落。姚宏根的长子姚天宝退休前是杭州市政协委员，二儿子姚天地为浙江大学教授，
三儿子已定居美国。
几经周折，我在西子湖畔的保吉巷见到了姚天宝，一位年过花甲的精瘦老人。
谈及姚家的救命之恩，老人摇了摇头，说：“家父不曾救过人，他是让日本飞机炸
死的。”
我说：“我祖父去世前，一定让我找到姚家感恩呢。”
老人说：“言重了，言重了。”老人的儿子儿媳均已下岗在家，日子过得很清
苦。老人对我们祥符家没有印象，他唠叨地给我讲述姚家遥远的荣光与家史。
我拿出准备好的一枚靖康元宝古钱，说：“这是我祖父遗留下来，也许能帮助
您解决眼下的困难。”
老人摇了摇头：“家父有遗嘱，我们家不允许收藏钱品。”
我惊奇地问道：“这是为什么？”老人摇了摇头：“不知道。”
晚年的祖父，时常提到姚宏根，说他是人品学识皆佳之人。我问祖父，姚宏根
被炸死后，其父姚以知知道不？他去重庆没有？祖父说，姚以知应该知道，电报是
我发的。可惜他早已是满脑子的铜臭味，重金钱，轻人情，他没有来重庆与儿子告
别。祖父说，我恨透了日本鬼子。说到这，祖父用那苍老的声音哼起了当年的《防
空洞避难歌》——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
让你龟儿子烧，让你龟儿子杀，老子们人口多来地方大，怕啥！
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57
祖父在重庆时间，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复旦大学图书馆。祖父曾这样评价道：
“藏书颇丰，环境幽静，同处一院，往来自如。”
祖父来此读书时，经常会碰上一位衣着朴实的中年女子来借书，每次都是同一
场景：女子站在借书台前，从怀里掏出一条纸条，交给管理员。然后从管理员手中
接过一大摞书，悄悄离去。
时间长了，祖父问管理员：“此借书女子为何人？”
管理员说：“此乃陈独秀之妻，名叫潘兰珍。”
祖父大惊：“陈先生也在重庆？”
我曾祖父与陈先生早年同学且交情之深，祖父有所闻。曾祖父在世时，曾多次
谈起陈先生的才学博识，令我祖父十分敬佩。陈独秀先后有过四次婚姻，可一次又
一次地触礁。1930年下半年，已到天命之年的陈先生遇到了生活中的最后一位女性
——潘兰珍。他们的相识是因为同在上海熙华路一座石门库楼房居住，隔门相望，
开门相见。陈独秀因躲避通缉，隐名埋姓在家写作，起居无人照料，生活艰难。善
良的潘兰珍十分崇拜学识渊博的老先生，时常过来帮助做家务。一来二去，他们便
同居了。潘兰珍忠厚朴实，一直称陈独秀为李先生。如果不是陈独秀被捕，她恐怕
永远不会知道李先生竟是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那一天，潘兰珍因和陈独秀
赌气住在浦东娘家，看到报纸她惊叫起来，如梦初醒：“这不是我家李老先生吗？”
识破李老先生真面目，潘兰珍毫不犹豫赶到看守所，得到陈独秀已被押南京后，她
便辞去工作，打点行装赶去。潘兰珍不避“共匪首领”之嫌，决心陪伴陈独秀共度
患难岁月。她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附近租了房子，每天早出晚归，尽心照料陈独秀，
在物质和精神上都给了陈独秀很大的帮助和安慰，使他能以病弱之躯安然度过了五
年狱中生活。
祖父决心前去陈先生居住的江津探视请教。很恭敬地给陈先生写了一封信，再
次见到潘兰珍来借书时，便让她捎了回去。很快，陈先生回信了。信中写道，他盼
望着在江津见到仁兄之子。
1942年的阳春三月，祖父在江津的一间小屋里，见到了病榻上的陈独秀。谈及
我曾祖父溺水而亡之经过，陈先生伤感唏嘘不已，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悄悄袭上心
头。陈先生沉默良久，突然拍打着床头：“也好，也好，仁兄紧随屈原去矣，乃幸
事也。”
祖父见陈先生床头放着一本《汉书》，钦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问之：“先生
病中还致力于文字学研究？”
陈先生苦笑道：“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祖父说：“先生乃雄才大略。”
陈先生摇了摇头，不语。
祖父说：“我有一问题想求教于先生。”
陈先生脸上露出欣喜：“快快请讲。”
祖父问：“先生知否新莽钱文的价位该如何计算？”
陈先生沉思片刻，说：“据汉书食货志云：黄金一斤直钱万，朱提银八两为一
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八货二品。若按此换算，黄金一斤直
钱一万，即等于朱提它银八两。”
祖父说：“新莽钱币文”国宝金匮直万“，是否以为，一枚恰值黄金一斤之代
价乎？”
陈先生说：“正是，正是。我以为‘国宝金匮直万’钱文价位应为当时之上币，
用以代表黄金斤者。”说着随手翻开《汉书。王莽传》，“言辞为证：王莽性贪吝，
实爱黄金，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达六十匮，聚敛之富，可见想见。”
祖父豁然开朗，久绕心头的“国宝金匮”的钱文价位问题迎刃而解。
陈先生侃侃而谈，时而高声论辩，时而低声伤感。祖父不愿太劳累陈先生，起
身告别。陈先生依依不舍，即兴作诗一首：“除去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
诗人枉向汩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诗句已无过去一往无前的奔放豪情和刚强之
气，充满了感伤和无奈。
潘兰珍本不多言，在我祖父与陈先生交谈时，她一直忙碌着，默默地做着家务
活。祖父离去时，陈先生让潘代为送之。潘兰珍突然问我祖父：“家父还好么？”
祖父一楞，说：“早已去矣。”潘兰珍说：“他有恩于陈先生呢。”祖父说：“此
乃君子之交也。”
祖父与潘兰珍的这段对话细节，是我从一本名为《炎黄春秋》的杂志上读到的。
文章没说明“有恩于陈先生”与“君子之交”的含意是什么。我想，是不是有关那
五只东汉古碗的故事？
回到重庆，祖父暗自感慨道：“照此情形，他的生命大概不会久长了。”祖父
从复旦大学借阅了有关新莽时期的大量书籍，对陈先生的观点加之印证，撰写了题
为《国宝金匮钱文价之定位》的钱学文章，刊于《泉币》第二十一期。
这年5 月中旬，陈独秀终于卧床不起，夜睡不安，高烧不退，多次昏厥。遍访
重庆、江津名医多方抢救，均无起色，25日，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陈独秀在床前嘱
夫人潘兰珍自立，嘱儿子陈松年日后要将他的棺木返乡安葬，叶落归根。两天后，
他静静地闭上了眼睛。陈独秀被葬于江津县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他的死讯在重庆报
纸上只有寥寥几行。那天，只有寥寥几个亲近的人为他送行，我祖父为陈先生扶棺
守灵，悲痛欲绝。
料理完陈先生的丧事，潘兰珍牢记陈先生临终前留下的“望今后一切自主，生
活务求自力”的叮嘱，带着陈独秀留下的一点稿费和五只东汉古碗，到重庆一家农
场工作。后来迫于生活，嫁给了一个国民党下级军官。谁知此人不久又病亡，剩下
潘兰珍孤身一人。抗战胜利后，潘兰珍从南通接回自己和陈独秀生活时收留的养女，
在浦东一所小学当炊事员，相依为命，苦度光阴。1949年10月30日，潘兰珍因病无
钱治疗，痛苦而死。
1979年，在陈独秀诞辰百周年之际，这个政治上跌宕起伏的失败者终于得到了
公正的评价。此后，陈独秀的墓两次扩建，立在墓前的“无字碑”给人留下一个再
评说的空间。这年，我祖父应邀专程来到安徽安庆，参加了为陈独秀的扫墓活动。
祖父将章士钊为陈独秀之评语抄录回来，张贴于墙上。语曰：不羁之马，奋力奔去，
不峻之，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
58
根据我掌握的资料分析，我祖父在日本人投降后，应该回过一次襄阳。然而，
我就此访问马背巷的一些老人时，他们却一口否定。老人们说：“你祖父自打日本
飞机轰炸襄阳那年离开马背巷，直到解放后才回来，这期间大约有八个年头。长年
孤身在外，你祖父不易呢。”
那一年应该是1947年初夏。七岁多的父亲还是一个不晓事的孩子。凤阳夫妇突
然想到要送我父亲到襄阳鸿文书院去读书。这一举动令小巷的街坊们百思不得其解
：一个帮人打杂混口饭吃的逃难人，还想让孩子读书？再说，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还
想读城里的鸿文书院，也太那个了点，一个学期的学费就是五块大洋呢。
马背巷本就有一所“信义书院”，校舍由小巷杠子铺的六爷捐助。校长是小巷
资深的王鉴先生担任。王先生教私塾时，我祖父曾做过他的门生。杠子铺的六爷口
碑好，对小巷人有情有义，他出资办信义书院有一条件，就是要优先招收马背巷的
孩子入学，而且免收学杂费。按说，凤阳夫妇要送我父亲上学，也应是信义书院。
然而，父亲却还是去了鸿文书院。
多少年来，鸿文书院一直是襄阳人心中的一座神圣的丰碑。追述历史，鸿文书
院胚胎于1894年，是一所由外国传教士开办的私塾性质的学校。据《襄阳志》记载
：鸿文书院广厦大宇，几净窗明，欲培人自助之志，增人求学之机。有手可用者，
皆有书可读也。以言教科，则中西混合焉；以言学生，则内外混合焉。办学的宗旨
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度量，出处进退一丝不苟为风操”。鸿文书院实际上是一所中
西合壁的学校，科目开设既有《四书》、《五经》、《百家姓》之类的中国课程，
又有英文、算术、地理、体育等外来诸科。学科之区分，功课表之分配，一如最新
式学校。现在看来，鸿文书院的历史功绩在于，她展示了襄阳旧教育向新教育转变
的过程。
鸿文书院设在襄阳城里的守备司街，历史上曾叫贡街，乃襄阳名街。古时这里
曾是襄阳府考秀才、举人的所在地。每到开考时节，此巷热闹非凡，巷内还住有专
门为考取秀才、举人送喜报的“报子”。每当张榜，这些“报子”就骑马奔向中秀
才、举人的家乡报喜领赏。鸿文书院历经坎坷，但名气越来越大。到了民国年间，
鸿文书院已是汉江上下一座有名的书院。
现在回想起来，我有千条理由认定，送我父亲进鸿文书院是我祖父的主意。父
亲三岁时跟着一帮穷家的孩子在城外牧牛玩耍，城外的乡下有一私塾，私塾前有一
片草地。父亲常倒骑牛背于草地，听学生娃念《三字经》，甚觉好玩，暗诵之，即
会。一次，父亲在茶馆里为茶客们高声朗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
抑扬顿挫，竟然一字不差。祖母曾乐滋滋地将我父亲之聪明写在了给我祖父的信上。
现在看来，祖母的认识具有很重的感情色彩或片面性。父亲对《三字经》的过
耳不忘，完全取决于小孩对儿歌的敏感和喜爱，是一种少儿情绪的自然流露和儿童
心理的自然感应。在读书问题上，父亲丝毫没有继承我们祥符家族的遗传因子。父
亲只在鸿文书院呆了一个学期，而这个学期还是在父亲的鬼哭鬼叫声中度过的。在
夜深人静时，祖母拿着尺子让我父亲背书，背错一字，就打一尺子。每打一尺子，
父亲都要夸张地大声叫唤。后来，父亲背书不是错一字两字的问题，而是错字连篇。
倒是凤阳夫妇一个劲地宠着父亲，祖母每向父亲打一尺子，那凤阳夫妇都要落一串
泪。有时，竟然趁我祖母扬起尺子时，凤阳夫妇争着伸手，替我父亲挨尺子。祖母
的心凉透了。这还不说，父亲自上学后，就特羡慕那些大户人家孩子手中的馍夹肉。
馍夹肉是一种襄阳面食，当时能吃上馍夹肉的人家在襄阳城是很奢侈的。父亲每天
早上要拿上馍夹肉才肯上学，这都要靠我祖母开销。这时，祖母还牵挂着远在重庆
的祖父，时不时给祖父寄点零花钱。战乱时，能静下心来泡茶馆的又有几个？往往
是月不敷出，到后来，祖母实在不能保证父亲每早的馍夹肉，父亲也就坚决不肯上
学了。
据祖母说，祖父曾来信提出要送我父亲去汉口读书，祖母托人给祖父写了一封
长信，讲述了一番父亲不成才的苦衷，祖父才死了这份心。我猜想，祖父自重庆悄
悄地回过一次襄阳，一定是祖母的这封长信引起了他深深的不安。他为我父亲不能
按照他设想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成长，感到十分忧虑。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在襄阳地下党的组织下，襄阳民众广泛开展了反饥饿、
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游行示威、罢工罢课。襄阳各公私立学校、书院相继喊出了
“向枪口要饭吃”的口号，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鸿文书院成立了
“反饥饿、反内战、反受害”联合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宣传活动，揭露国民党政府
的卖国、内战、独裁政策。一些先进青年教师还倡导开展了“一日一分捐献”活动，
支持和声援反美反蒋斗争。鸿文书院的学生每天早上到校时，都要向班级捐献自己
当天节省下的一分钱。每周由书院将这些钱汇集上交给地下党组织。同时，鸿文书
院还开展了搜集破铜烂铁活动，为支援解放区制造枪炮。学生们分成很多个小组，
深入到全城大街小巷挨家挨户搜集破铜烂铁。
这天夜里，在沈氏茶馆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令我父亲多年不忘。事情的起因
是，我父亲哭闹着向凤阳母亲讨要废铜交书院，否则就不上学了。父亲说：“学校
要交废铜呢。”
凤阳母亲说：“废铜？没有！”
父亲说：“不，老师让交的。”
“老师？”显然凤阳母亲听不懂这洋名词。
父亲说：“就是先生嘛。”
凤阳母亲很干脆：“没有废铜呢。”父亲不依不挠拽着凤阳母亲的衣角，又是
哭又是闹。
这时，祖母出现在我父亲的面前，她拎着一串铜钱：“给，明日交给先生去。”
父亲摇了摇头不敢接。
祖母又说：“这也是铜呢。”
父亲依然不敢接，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钱，他害怕我祖母的尺子。
凤阳母亲从我祖母手接过铜钱，惊讶地说：“这些铜钱要值多少钱呢。”
祖母说：“说是一般钱品，不值钱的，让孩子拿去吧。”
凤阳母亲对啼啼说：“快谢你沈姨呢。”父亲破啼为笑。
父亲向我讲述这一往事时，曾作过一番分析：当时你祖母不可能有一串古铜钱，
肯定是你祖父给的。而且当时祖母还说了句“说是一般钱品”，谁说是？显然是你
祖父。说不准那几天你祖父正在马背巷，是悄悄地回来的，后来又悄悄地走了。你
想，你祖父与你祖母情真意切，不可能一晃七八年都不见一面吧。
我认为父亲的推测有一定的道理。
细算起来，祖父是在我父亲一岁多时离开襄阳马背巷的。幼时的父亲不可能对
祖父有什么印象。啼啼是我父亲的乳名。听我祖父讲，父亲生下后，特别爱哭，搅
得一家人都不得安宁，就得了个啼啼的名字。哪个孩子生下来不爱哭？我想，这与
我父亲出生时的生存环境和父辈们的负罪心理有关。父亲是偷偷摸摸问世的，祖父
祖母希望这个来历不太光明的孩子应该是静悄悄的才好。
多少年后父亲回忆道，那天早晨的太阳真鲜艳，当我拎着一大串铜钱赶到书院
时，同学们早已将各自搜集到的破铜烂铁送走了，我问清地点，在太阳下走了一个
多时辰，终于在城内校士街省立襄阳小学找到了同学们。襄阳小学的操场上的废铜
破铁堆成了小山，同学们高兴地说，这可是要制造多少枪炮呀。
59
1948年冬，山城重庆街头响起了欢庆解放的锣鼓声，《泉币》完成了它的历史
使命。人民政府对钱社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进行了妥善安排，绝大多数夫
子们和学究们都留在了重庆文博馆或一些大专院校，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美丽的
山城却没拴住我祖父的心，他毅然踏上了返回襄阳的路程。
祖父拎着简单的行李，一踏入襄阳古渡口，扑面而来的是掀天锣鼓声和载歌载
舞的人群。人们像欢迎从前线归来的勇士一样，欢迎我祖父的归来。在此之前，鉴
于我祖父卓越的工作实绩，中国泉币学社专门向刚成立的襄阳人民政府来函，对我
祖父对钱学的贡献予以了很高评价。《襄阳日报》特派记者赴重庆采访，用整整半
个版的篇幅，以《敌后勇士》为题，报道了我祖父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无所畏惧致
力于祖国钱学研究的动人事迹。文章写道，近代著名钱学家蔡季襄曾说，“国宝金
匮直万”钱之铸，在史上无明文记载，其所铸时代、钱文价位和用途乃钱学三大谜
也。襄阳人氏祥符得坤在重庆期间从事钱学研究的巨大贡献在于，他将蔡先生提出
的有关“国宝金匮直万”钱的三大谜团破译了两个，即界定了“国宝金匮直万”钱
的所铸时代及认定了“国宝金匮直万”钱的钱文价位。这对于我们认识西汉历史的
进程演变和新莽钱制的起因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若干年以后，祖父谈起当年荣归故里的感觉，仍显得激动不已。我问祖父，在
前线出生入死与在后方关门做学问，哪个光荣？祖父说，就当时的环境而言，像我
这样的夫子战后回归故里是不值得兴师动众的。据说，当时驻襄阳的桐柏军区第四
军分区的张司令员曾就学延安鲁艺，很看重文化人，张司令员在收到中国泉币学社
的来函后，极为重视，于是亲自组织了那激动人心的一幕。
祖父说，鉴别、研究和收藏古钱是一种雅兴和爱好，它同考古、治史密切相关。
研究中国各个朝代和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离不开对当时币制的研究。中国长
期深受儒家思想之影响，所谓礼让之国，文人以谈钱为耻。史书对于各代之币制情
形避而不谈，除偶有片段之类记叙外，没有系统的详细记载。考证古钱是十分艰辛
和相当困难的。
我曾在上海图书馆翻阅了中国泉币学社编辑出版的全部《泉币》杂志，共三十
一期。发现几乎每期都有我祖父的钱学论文，可见我祖父在重庆期间是何等地专心
致志。祖父以其新莽钱学研究的巨大成果，树立起了他在钱学界之权威。
“祥符先生回来啦！”小巷的人奔走相告。人们簇拥着我祖父，蹬上古渡口的
九十四级台阶。显然，《襄阳日报》已经将我祖父事迹传遍了大街小巷，乡亲们都
知道了他在外的经历。在小巷人的心目中，我祖父是最有学问的人。战乱时，小巷
外逃回来的人，只有我祖父才称得上荣归故里。战难过后，人们倍加珍惜活着的不
易，变得无比宽容起来。在这种大红大紫的渲染中，故乡人早已将我祖父早年离开
襄阳时那不光彩的一页，彻底地翻了过去。
这时，我祖母守候在沈氏茶馆门前，看着被人簇拥着的我祖父，投去了饱含深
情的一笑。和煦的阳光，把她那张找回青春的脸庞，照得异常光亮。也许我祖母性
格里天生就有宽容和忍耐，也许宽容和忍耐只是祖母给人表面的感觉，它的后面珍
藏着女人特有的审时度势的智慧。顺应世道，到底是我祖母的最佳选择。
喜气洋洋的气氛里，人生中的伤痕就渐渐淡去，战争成为了过去。古城襄阳沉
浸在一派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的狂欢喜庆之中，赤旗绸带，鼓锣胡琴，那灰蒙蒙密
麻麻的屋宇街道间，红黄金绿的吉庆色彩漫天生辉。马背巷里的青石板上堆起了一
层厚厚的红色鞭炮纸屑，踏之于上，有着一种特有的柔软舒适之感。男女老少们都
被这突然来临的新生快感所陶醉了。
这是百年难逢的改朝换代的世纪轮回。
夜幕渐渐落了下来，小巷里也慢慢清静下来，月光淡淡，如烟如水。汉水在脚
下拍打着，月光与夜色搅和成一体，使小巷显得灰蒙蒙的格外厚沉。在人民政府新
搭盖的吊脚楼里，祖父送走了问寒问暖的乡亲，送走了似乎有着千言万语但什么都
没说的我祖母。吊脚楼前，月光钻了进来，将我祖父长长地印在了地上。这时，我
祖父才感到了自己原本就是一个孤零零的影子。
祖父回到马背巷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夜静悄悄的，皎洁的月光把汉水河滩远
近的景色饰得像浮雕，不时从渔梁洲上传来水杨柳中夜鸟随意而温存的鸣叫声。夜
的眼埋伏在灯的光里，灯的线躲在船的里头，船的浆隐在水的里头，水的箭射在了
人的里头。岸上与水里，渔火与窗灯，一切悠长的本相都包藏在了夜的深处。
江水睡了，船睡了，船家睡了，小巷的人也睡了。惟有我祖父，醒着。夜愈深，
愈清醒，清醒如败叶落余的枯树，似梁燕飞去的空巢。江水一如继往地拍打着堤岸，
小巷的梦呓、烛光、石板、吊脚楼，都是那么的亲切，又是那么的陌生，祖父一遍
又一遍静静地读着。
天亮了。小巷里狗吠鸡鸣、小孩欢叫，还有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流……
祖母依旧经营着沈氏茶馆，她总是寻找着各种借口为我祖父送来吃的喝的，孑
身一人的祖父，接过瓷碗，用心地咀嚼着碗中的温情与凄惶。小巷人对沈氏茶娘的
一些举动，更多的是谅解和赞许。这期间，祖母曾请我祖父去喝过一次茶，从此，
祖父便恢复了去沈氏茶馆喝茶的习惯。
襄阳古城的新生是在1949年元月。
这年冬天的襄阳下了几场大雪，雪花纷纷扬扬地下了许多天，天色一直是灰蒙
蒙的。人们在一个银妆素裹的早晨醒来，看见大雪再一次地纷纷扬扬，它们无声地
掩埋了襄阳的街道和土屋。透明的雪花若有若无地飘降下来，那虚无飘渺的力量竟
然如此之强大，让大地上的一切事物都不得不摧眉折腰。
祖父回到襄阳时，战事的善后工作已就绪。他很快就被安排到了襄阳文博馆任
研究员。祖父和善忠厚，待人仍然是彬彬有礼。小巷人在他不多见的言谈举止中，
重新感受到了他那古风扑面的友善。他很少进城上班，说是在家搞研究。他也很少
出门，为的是图个清静。慢慢地，小巷人对他多了几分神秘和敬畏。
祖父呼吸着新中国的灿烂阳光，依旧钟情于一枚枚古钱，一如既往心平气和地
追求着祖传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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