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士可杀而不可辱

    八月底的一天，忽然接到吴山先生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不由得大
吃一惊。原来这是一封绝命书，信中说：

        ……我青年时代即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主义革命，一生中参
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写的都是光荣历史，自问没有对不起祖
国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就是解放以后，也一向都是我问人家的案子，从来没有
人要问我的什么案子。但是这样的事情，现在竟然发生了，而且问我案子
的，居然是些拖鼻涕的娃娃。我问案子，有法律作为依据；拖鼻涕娃娃问我案
子，第一是根本不懂法律，第二是有法律他们也不依，简直是无法无天，乱来
一气。他们问我一生中判过多少件案子；我说没有一万件，也有几千件了。他
们问我这么多案子中间，可有判错的没有；我说我非圣人，孰能无错？于
是他们就要我把判错了的案子全部坦白交待出来。我的天！我要是知道自己判
错了，还能让它错下去么？那不是成了存心制造冤案错案了么？但是这样的道
理，跟这些拖鼻涕的娃娃们是说不清楚的。他们形而上学猖獗，却以马列
主义者自居。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说清道理，只好保持沉默。

    在今天，沉默也是罪恶。红卫兵们说我抗拒交待，态度恶劣，拉起虎皮来作大
旗，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一拨人用皮带轰我出去游街，一拨人
到我家里来抄家，不但把我写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笔记和反封建革命回忆
录全部抄走，还把我老两口儿仅有的私人储蓄六百余元全数抄走，眼看即将生活无
着了。

    我晚年丧子，长子先我而去，其余子女也大都获咎，自顾不暇。一家人只
剩下不识字的老伴儿算是没有问题，却也因出身地主，不能成为“人民”的一分子。
想想自己年逾古稀，一生之中，早年追随孙中山，晚年崇拜毛泽东，自以为思想开
通，并不顽固，却不料仍跟不上形势。有道是“士可杀而不可辱”，与其忍辱苟活，
不如以死明志。更何况我离职以后，没有了经济收入，依靠积蓄勉强维持生活，如
今断了活路，想活也不能够。真是做人难，难做人！现在决心和你们永诀，免遭精
神摧残、皮肉受苦。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不需要回信了。望你善自珍重。……

      看完了这封绝命书，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吴山先生的为人，我是十分了解
的。他一生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极强：少年时代，在私塾里读的是《论语》、《孟
子》，青年时代，跟舅舅往来于杭州、宁波，做的是药材、土产买卖，以“阶级烙
印”论分析，他应该是封建主义的孝子贤孙；但他居然参加了光复处州的辛亥革命
之役，带领同学上街演说宣传、强剪辫子、劝放小脚。他只有小学毕业的学历，后
来愣是借了个文凭考进了当时省城里最高学府之一的浙江法政专科学堂，经地下共
产党员介绍秘密参加了同样是地下组织的国民党，一本《三民主义》读得滚瓜烂熟，
带领同学闹学潮、反军阀、声援“五卅”工人大罢工。后来参加北伐军，出任国民
革命军团党代表，一路打到北京，这才退伍，回到了司法界。他那耿介的性格也极
少见：在温州法院当推事，工薪微薄，物价飞涨，穷得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但
是诉讼当事人给他送去两个塞满了钞票的枕头，却被他连推带骂地轰了出去。刚一
解放，他立刻又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成了毛泽东的狂信者：《毛选》中的许多篇章，
他读过不止一二十遍，写下的学习心得笔记，一本又一本的，不下五六十万字。他
怎么会相信，他最热爱的共产党、他最崇拜的毛泽东，竟会发动一场运动，要致他
于死地呢！

    吴山先生对书信往还十分重视：给我一封信，要是一周内得不到答复，第二封
信就来讨回邮票八分、信纸加信封两分。如今信中说“不需要回信了”，我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思虑再三，决定趁县里红、革两总正在恶斗的混乱之机，偷偷儿溜到
上海，力图劝阻。

    但是已经晚了。一进吴先生家门，正好吴先生的大儿媳送骨灰盒子来，吴师母
抱着骨灰盒子痛哭失声。一见是我在这个时候来到，抓住了我的手，就哭诉起来。

    实际上，吴山先生应该算是没什么问题的人。他青年时代即参加推翻满清王朝
的民主主义革命，北伐和抗战都在前线，解放后又是民革成员，一生没有罪恶历史。
红卫兵斗他，也不过问他是不是有判错的案子，别的碴儿根本找不着。八月初，一
拨红卫兵来抄家，把他所有的银行存款都抄走了，接着又搞了个“十万牛鬼蛇神大
游街”，拉他去凑数。回来以后，一者认为是遭到了奇耻大辱，二者是断了经济来
源，无法再生活下去，就决心不活了。事实上，他自己自从办了退职手续以后，就
没有了任何经济收入。几个子女，长子志超英年早逝，留下孙儿孙女六个，全由大
儿媳拉扯着；次子志起因参加抗日有罪，加上当“星期日工程师”，被发配湖北山
区监督劳动，一个月只有二十几块钱的生活费，自顾不暇，三个孙儿孙女也是靠儿
媳养活着；三子志越划为右派，在北京一个劳改农场劳动，儿媳离了婚，连孙女儿
也带走了；大女儿是个小学教师，教了三十多年书，临退休之前被下放农村，一分
钱工资也没有；小女儿在四川银行系统，也因为上高中的时候参加过抗日宣传队演
过《野玫瑰》，据此以“特务嫌疑”被软禁起来，关在银行楼上不许下楼，不过每
月三十六元的工资倒还月月照发。像这样一个本来是什么政治问题也没有而且还挺
革命的家庭，如今被搞得分崩离析，又囊无分文，叫他怎么活下去？

    一天，他带吴师母到医院看病，挂了号，说是怕药费不够，一个人回家来借钱，
实际上施的是“调虎离山”之计，回家关上房门，一根绳子就上了吊。等到师母看
完病回家来，他断气已经好久了。

    这几年来，吴家子女迭遭不幸，两老身体已经很糟。吴先生体重减轻了三十多
斤，吴师母常年身体有病，特别是小儿子被抓进劳改农场以后，吴师母早也哭，晚
也哭，生生地把一双眼睛给哭瞎了。吴先生决心赴死之前，不但给朋友们都写了诀
别信，也给子女们写了遗嘱：写给大女儿的信，是要她把母亲接到乡下去住；写给
小女儿的信，是要她每月给母亲汇十块钱生活费；写给右派儿子的遗嘱，则居然是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一切服从红卫兵指挥”！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什么忙也帮不上。鉴于双方的身份，吴师母既不敢留我
过夜，我也不敢到旅馆去投宿，安慰了师母几句，就赶到北站买了一张当夜的火车
票。匆匆返回景云。──来去两天，所幸居然没有外人知道。

    通过吴先生的自杀，我倒是悟出一个道理来了：在运动当中，刚强不阿，以硬
对硬，绝不是好办法。像吴先生这样，死也是白死。对付运动，要提倡“活命哲学”，
不怕被人骂“癞皮狗”；最好的办法就是学泥鳅：又圆又滑，能混则混，混不过去
就溜，只要留下一条活命，才有希望；如果命都没了，即便有朝一日拿到了平反通
知书，又有什么用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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