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卖了家具买房屋

    新上台的革联总头头们，既要对付“对立面”红联总，又要对付被赶下台去的
“一班人”，还要带领全县革命群众“抓革命促生产”，就凭他们那点儿水平和本
事，确实够他们一戗，顾此失彼，也就在所难免。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只
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其余事情，放一放也不要紧”。对于我们这些属于“名
牌系列”的四类分子们来说，反正早就已经服服帖帖，谁也不敢“乱说乱动”了，
对我们的监督与控制，也就渐渐地放松了一些。

    生产队里，人与人之间反正不是亲就是邻，只要上级不抓，只要我们自己不
“没事儿找事儿”，阶级斗争的弦，并不是绷得那么紧的。吃五谷杂粮，谁都有个
头疼脑热的时候；生活在人群之中，谁都有些大小杂事需要处理。人多地少，不是
农忙日子，活儿也不是那么多，只要随便找个理由，跟队长打个招呼，就可以请假，
反正不出工不记分儿，也没人盯着我究竟上哪儿去。

    我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只有我一个劳动力。当时一个工分儿还不到一毛钱，
要想靠我在生产队劳动养活一家人，简直是痴人说梦，何况我嗜酒如命，即便当了
裤子，顿顿饭也少不了半斤黄汤。自从父亲故去以后，手头积攒的几个现钱，早已
经用得差不多，家里早就已经是白薯丝儿当主粮了，如果不再想想办法，一家人就
有断炊的危险。

    我借了个因由，向队长请了几天假，偷偷儿溜到了杭州，想把涌金门那几间房
子的房租收一收。如果有合适的买主，干脆把它卖了，先顾一家人的活命要紧。

    杭州的市面貌似繁荣，实不景气：店里货架子倒是装得满满的，但是生意不好。
动乱的岁月，几乎人人都打着得过且过的主意，谁都不想买东西，跟五六年前货架
子上根本没货适成对比。

    到了涌金门，即便我再不愿意，也不得不先去看望宝宝的父母亲。

    我本来只想打听房屋的情况的，但是宝宝的父母亲见到了我，却不由自主地先
跟我谈起了他们家的事情。根据他们家的具体情况，处境当然很不美妙：丁贵是国
民党反动军官，从“大革命”一开始，就被送进“专政队”集中起来了，根本就不
许回家来；他们自己解放前是小业主，解放后靠收房租过活儿，自然属于“资产阶
级”范畴，已经被抄过两次家，把所有存款都作为“剥削收入”抄走了，尽管没有
被扫地出门押送回籍，也已经被打入了“牛鬼蛇神”的队伍中，只要街道上开批斗
会，他们两口子都得去陪斗。

    宝宝在上海的处境更不好：尽管她已经与国民党团长施人龙离了婚，但是“反
动军官太太”的身份并没有改变；加上当年曾经与我同居，后来又与两个十分年轻
的小白脸儿勾搭成奸，在里弄中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所以在红卫兵上街“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的时候也被拉去游了街，脖子上还挂上了好几双破鞋。

    巧巧已经是大学生了，可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当不上红卫兵，一气之下，离
家出走，跟同学们到外地“大串联”去了，至今不知下落。小杨不但自己没有工作，
连父母都靠宝宝养活，所以倒还没跟宝宝离婚，不过看样子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他们问我在景云处境如何，我想想犯不着在他们面前诉苦，就撒了个谎，说是
自己没参加任何一派，也没受到任何冲击。这次到杭州来，主要是看看房产是否受
到损失。

    一提到房产，宝宝的父母告诉我：在杭州，凡是靠房租收入生活的人，都被划
为“房产主”，按资产阶级对待。属于“革命造反派”的住户，扬言出租房屋是
“残酷剥削”，不但拒付房租，还有长期侵占的意思；属于“革命对象”的住户，
有的家里已经没有户主了，老人孩子，根本就付不起房租，有的户主已经被红卫兵
轰出城市，房屋也就被红卫兵占据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当然不能再提卖房的事儿。即便政策允许我卖房，而且能
够找到买主，谁也无法把这一帮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请走。更糟糕的是：我去看
了存放那一套红木家具的房间，只见锁已经被红卫兵撬开，所有红木家具，都被他
们搬出来胡乱使用。这一套家具，想当年我是用十两黄金买来的，如今被那帮革命
小闯将们糟蹋得满是划痕，再不善加保护，就要散架了。可是我自顾不暇，怎么还
能保护它们呢？

    考虑再三，房屋不许卖，家具总还允许卖吧？但是在这样的时候，要找一个收
买红木家具的人，可太难点儿了。那时候，被红卫兵抄家砸烂了的红木家具在信托
公司里堆得满满的，大都被小木作买去改制红木筷子和小盒子了。我托了许多人，
总算朋友帮忙，看在我的红木家具是一整套的份儿上，居然给我找到了一个买主，
讲定六百块钱整套出售。这个价格，按银行牌价连二两黄金也不到，简直是半价又
半价的廉价处理。但是再一想：如果不卖，结果无非是被红卫兵小将们拆成劈柴，
那时候，可就连二钱黄金的价格也收不回来了。

    卖了红木家具，我又到西湖文物商店卖了一只钻石戒指。那年月，钻石戒指也
不值钱，那只戒指，是我花一千万旧币买进来的，如今只卖了三百三十元，正好是
原价的三分之一。想想这东西如果被造反派抄走，我连一分钱也落不下，只好忍痛
牺牲，但求出手。我自己安慰自己：过了荒年有熟年，何况钱财是身外之物，能卖
几个钱，总比让造反派白白拿走的强。

    我正打算藏起这将近一千元的“巨款”返回景云，忽然同乡人蓝明扬来访。他
是仙都中学前校长蓝文秀的儿子。蓝校长是个畲族学者，解放前全家住在校舍里，
没有房产；土地改革中，把地主王指津的半座房子分给了他。蓝明扬来找我，一者
知道我至今没有自己的住房，二者知道我刚刚出售了一套红木家具，手头有六百块
钱，表示愿意把这半座房子廉价出售给我。

    王指津的这半座房子，解放前出租给电报局，正房两间，厢房两间，上下两层，
半中半西，宽大明亮，还带一个大院子，坐落在东门魁星阁脚下，是个理想的住宅。
一问价格，开价五百，几乎也是半买半送。我知道错过了这家村，可就没有这家店
了，就托同乡人王宏章做中说合，最后以四百五十元成交。算起来，一套红木家具
换来了半座住房，里外里我并不吃亏。

    我回到景云，想到自己在城里有了住房，子女也不会再回乡下，干脆一不做二
不休，把乡下祖遗的两间旧屋也廉价处理了，换回一批木料来，翻修了一下门窗，
添置了几件家具，择吉迁入新居。“文化大革命”讲究破四旧，加上我的身份，除
了做几个好菜全家共贺之外，只请同院的邻居一个客人，倒省了我一笔请客送礼的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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