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我的芳邻“羹饭牌”

    我跑了一趟杭州，卖了两宗用不着的东西，不但捡回来半座房屋，手里还一下
子有了四百多块钱，心里不由得又活动起来。

    我这个人，杯里不能有酒，囊中不能有钱：有酒就想下肚，有钱就想发财。看
看杭州的商店里货物堆积如山，而景云县各商店里由于层层夺权，只顾闹“革命”，
没人促生产，货架子空了也没人管，快要连牙膏、牙刷也买不到的地步了。再看看
大队对四类分子监督逐渐放松，隔了一段日子，我又偷偷儿跑了一趟杭州，看见混
纺毛线色彩鲜艳，价格便宜，就贩了一批回来，私下里出售，除去来回川资，也有
两成利润。

    王指津的这座房子，土改中半座分给了蓝文秀，半座分给了一个土改积极分子
耿凡白。此人三代贫雇农出身，土改中入党，突然从低矮潮湿的土坯房搬进宽敞明
亮的大院子里来，简直一步登天了。特别是蓝家土改之后不久就搬到杭州去住，尽
管房间锁着，至少两家共有的“客堂”和大院子，都归他一家使用了。耿凡白是个
纯文盲，大字不识几个，却凭他三代贫雇农、土改积极分子、党员这三块响当当的
牌子，在大队干部中也有了他一席之地。他的权力不大，也没有向上爬的野心，唯
一缺点就是好贪点儿小便宜。那年月，大队干部是“土地爷”，社员家里凡有婚丧
喜庆，不论是老人做寿，还是孙子满月，都要请大队干部来坐上席。别的干部，多
少还要摆摆架子，并不一请就到；只有他，不但随请随到，而且不分亲疏远近，每
请必到，甚至不请也到。当地习惯，逢年过节，或者是先人的寿日忌日，都要备下
酒菜祭祀祖先，俗称“做羹饭”。这种“家宴”，一般说来是不请大队干部的，独
有他，连这样的祭祖家宴也主动去吃，因此人们就根据他的大名“耿凡白”给他起
了个外号叫“羹饭牌”。

    我既然决定买蓝文秀的这半座房子，当然也考虑过如何跟这样的芳邻相处。我
在东门大队住了那么多年，对“羹饭牌”的为人，当然是很了解的。此人虽然爱占
小便宜，却并不是恶人。正因为如此，大队干部年年改选，却年年有他。照我想，
只要我执行“睦邻政策”，多请他喝两盅，多给他点儿便宜，这样的人估计并不难
相处。

    我从杭州运回混纺毛线来，而且还要出售，这样的秘密，当然不能瞒他。因此，
当他老婆来我家“看货”的时候，我让她自己选了一斤。她假装疯魔地说“我可没
有现钱哪”，我也就送个顺水人情：“远亲不如近邻，什么钱不钱的，只要你不嫌
次，拿去打给孩子们穿吧！”

    在我，原以为这个土地爷的“供”已经上过了，却没有想到“羹饭牌”的胃口
越吃越大，区区一斤混纺毛线，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了。他自己没本事赚钱，却
又妒忌我赚钱太多，他得到的好处太少。再说，自从我迁入新居以后，我的这半座
房屋修整一新，他的那半座房屋依旧破破烂烂；何况共用的客堂和院子，他再也不
能独占，于是，出于贫农的阶级本能，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革命形势”
稍一紧张，这个似乎还不太恶的大队干部，就自觉地站了出来，拿我开刀了。

    一九六七年国庆节以后，随着中央“文革”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位大员的倒
台，全国掀起一股“清查五幺六分子”的热潮，机关实行军管，企业学校进驻工宣
队。没有“五幺六分子”可查的，就把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漏
网右派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文件发到东门大队，大队干部们关起门来开会，研究拿
谁做典型的时候，“羹饭牌”就历数我的罪恶，认为我的所作所为是资本主义复辟
的典型，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必须立即予以取缔，并严加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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