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台风是怎么刮过去的

    我进了“八·一一指挥部”两个多月，“当局”居然想起来要提审我了。

    提审我的造反派，是个大文盲，不但不识字，连一句完整的话也不会说。唠叨
了半天，除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字之外，别的话根本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我存心拿他撒气，借审判庭当讲坛，他问一句，我反驳十句，三个回合下来，那家
伙被我逼得张口结舌，憋了一脑门子汗，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旁边背枪的民兵见
他下不来台，猛推了我一把，大声斥责：“这里是共产党的审判庭，今天是他审判
你，不是你审判他。你仗着嘴巴子好使，说了个天花乱坠；我们说不过你，就用无
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来跟你说话吧！”说着就扑了过来。

    我一看要吃眼前亏，忙满面含笑低声下气地问那个造反派：“共产党一贯提倡
实事求是，请问，没有的事，是不是可以编造呢？”

    那家伙看我给他面子，又高兴起来，阻止了背枪的民兵，却一语泄漏了天机：
“你以为我们是在诈供么？告诉你，我们手里是有充足的证据的。今天我不妨可以
给你点个头：有材料揭发，你私藏一百多支枪，要是不肯交待，一切后果由你自己
负责。”

    我哈哈大笑：“一百多支枪，长的短的？要是长的，五支装一箱，整整要装四
十箱；就算全是短的，也得装个四五箱、七八箱吧？就算我藏起来了，我家就那么
几间房，而且还是刚买来不久的，请问是藏在床底下？还是埋在地底下？今天我给
你具一份儿甘结：别说是枪了，只要发现我家里有一粒子弹，杀头、枪毙，随便你
处理，行了吧？”

    那造反派故作高深地笑笑：“要是我这里一点，你就全部彻底交待，你也不是
花岗岩脑袋了。我看，你还是不要过早封门的好。我再给你一天的时间，回去好好
儿考虑考虑。只要你主动说出来，还可以得到宽大处理，等到检举材料摊到你面前，
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说着，也不等我再分辩，挥了挥手，示意那民兵把我带走。

    回到监房，我在思考：已经有两个人向我透露关于枪支的问题了。看起来，有
人检举我，可能是真的，如果不是故意陷害，那一定是阴差阳错，张冠李戴了。我
解放初期因为一支枪出的问题，造成了我半生的灾难，如今居然又凭空生出来一百
多支枪，而且还是来自我从没去过也没任何关系的四川！我的天，这是哪儿跟哪儿
的事情？这一回，我拼着经受非刑吊打，哪怕是把我投进八卦炉里去炼成灰，我也
不能胡说八道，因此害己害人了。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民兵就来把我带进一间作为审讯室的房间里。这间房间
其实并不小，但是两张并排放着的桌子后面，坐了足有十几个人，留给我这个囚犯
立足的地方，只有一点点空间，房子就显得特别狭小了。我一看今天的阵势，就知
道来势不善，再一看，上面坐着的几乎是直属区的全部造反派头目，桌外的两边，
还站着几个彪形大汉，似乎是行刑刽子的角色，我心里明白：今天这一堂，正是决
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

    我刚站定，担任主审官的方帅庭就拍着桌子冲我大喊：“葛月庆，你这个顽固
不化的反革命，白云镇内早就出了名了！历次运动都让你滑了过去，如今关了你两
个多月，你依旧抱定抗拒态度，既没有坦白自己的半个问题，也没有写过一张检举
材料。看样子，你是不见棺材不流泪，决心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今天我们
也不多跟你废话，别的问题我们暂时不提，再给你十分钟时间考虑，必须把那一百
多支枪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今天再说不清楚，就叫你尝尝大梁吊金钟的滋味！”

    

    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除了重复昨天的那两句话之外，多一个字不说。我的话
音刚落，两边的人七嘴八舌地一齐开了口，有装红脸苦口婆心地劝我及早回头的，
有做白脸拿出绳子来往梁上拴以作威胁的，还有人以理论家自居，从国内外大好形
势讲起，一直讲到蒋介石不可能再反攻大陆，开导我放弃幻想，及早交出枪支，争
取宽大处理。真是呵哄吓诈，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说得头头是道，我这里也有一定
之规：铁嘴钢牙，一口咬定根本没有此事，只要拿出证据来，甘愿枪毙。

    正因为双方反差太大，他们居然没有动刑，就这样磨嘴皮子一磨磨到了中午十
一点半。眼看就要吃饭，攻心政策失败，我的嘴巴子还没有撬开。方帅庭见自己完
不成任务，动了真火，一拍桌子，喊了声：“葛月庆，我们的容忍和耐心都是有限
度的，你再要不知好歹，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说着，就声势汹汹地下令要把我
倒吊起来。

    一下子上来四个人，抓住了我的两手，别到背后就要捆。我暗运气功，做好了
挺刑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副县长兼总指挥胡子曹从门外走了进来。我一见
是他，就大喊了一声：“要文斗不要武斗，共产党最讲实事求是！”

    胡子曹问是怎么一回事，方帅庭讲了个大概。其实这些事情胡子曹心里全清楚。
他见方帅庭一上午时间没能攻下我这个顽固堡垒，皱了皱眉头，看一下手表，再挥
一挥手，对大家说：“时间不早了，你们都去吃饭，葛月庆的问题，我跟他谈谈。”

    方帅庭有了这么一个台阶，也不争执，向大家挥挥手，一帮人蜂涌而出。房间
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胡子曹指指一张凳子，示意我坐下，他自己也随便找个地方
坐下，这才轻声细语地对我说：“响锣不用重槌，你是个走过大地方、见过大世面、
经历过多次运动的人，共产党的政策，也许你比我们体会得更深。我们把你抓来，
关了你两个多月，不是哪个跟你过不去，也不是运动缺乏对立面，抓你来凑数。你
在解放初期因为枪支问题判过刑，这我们都知道。那件案子已经了结，不必再翻老
账。现在的问题是：有材料从成都转过来，说你有一百多支枪的问题没有交待。这
可是个大问题。揭发材料上，时间、地点、枪支数量、联系人是谁等等，写得清清
楚楚，想赖是赖不掉的。我还可以告诉你，跟这件案子有关系的人，在景云县一共
有三个，另外两个也正在交待，就看你们谁先主动交待，谁争取立功受奖了。你想
想，我可是在诈你的供么？”

    我一听，心里活了起来，见他态度确实诚恳，就试探地问：“你们掌握材料，
这我完全相信。可是有没有这样一件事情，我自己比谁都清楚。我已经再三表示：
只要这件案子跟我沾一点儿边儿，我甘愿枪毙。关于枪支的问题，除了我自己的那
件事情之外，据我所知，解放前上海港口司令施北衡给他弟弟运来过一批枪弹……”

    于是我把当年那件事情说了个大概，并声明此事与我毫无瓜葛。胡子曹听了，
摇头而笑：“那是解放前的事情，我们早就调查清楚了，知道与你无关。再说，即
便与你有关，也没什么大事儿。揭发材料上写的，是解放后。具体地说吧，是一九
五一年，枪支弹药是你和另外两个人经手转运的，要求交给杜芳。──我也只能说
到这个地步了，下面的问题，就要求你交待了。”

    听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要说解放前我知道的事情，我倒
还可以再想想；要说是解放后而且是一九五一年的事情，这可就是天大的笑话了。
五十年代你在景云县当公安局局长，总应该知道解放后不久，杜芳、樊仲明、李桂
元、李振环……等十大恶霸就被逮捕镇压了。一九五一年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镇反
运动，杜芳已经被枪毙，怎么可能运一百多支枪来交给他？就算对方不知道杜芳已
经被枪毙，您总知道我从一九四九年七月逃离景云县，十年之后才回来，一九五一
年我根本就不在景云，怎么可能把一百多支枪转交给杜芳？这不是活见鬼么？像这
样的事情，只要找我来问一声，就什么都清楚了。再说，杜芳的小舅子胡贵宝现在
还活着，问问他也可以嘛，哪儿用得着把我抓来逼供？”

    胡子曹微微一笑：“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也对他苦笑一声：“材料在你们手里，我又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您叫我怎么
猜这腹内文章？”

    这一堂，没有拍桌子，也没有瞪眼睛，却把问题说清楚了。

    胡子曹叫我回去把以上情况写出来。我一面写，一面想：共产党不相信司法，
却迷信搞运动，一有揭发材料，不问三七二十一就抓人，就刑讯，冤枉了多少好人？
制造了多少错案？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提审了。这期间，同监的人有转移的，有判刑的，
也有释放的，却没人再理睬我。我抱着这里是城隍庙、回生产队是土地堂，反正差
不多的思想，倒是心安理得，也不问他们什么时候释放我。

    一直到了第七十二天，管伙房的干部胡立言忽然拿着伙食账账单来找我，要我
交钱交粮。同监房的人都向我祝贺，说我快要释放了。我却懒得理睬他，只是摇摇
头，就转过身子跟别人说话了。这只老狐狸见我不理他，就去通知生产大队，要他
们拿钱拿粮来赎人。大队干部当然不出这种血，打发人通知我老婆；我老婆听说我
可以释放了，高兴得很，东借西借，凑足了七十二斤大米、三十六块钱，总算把我
赎回去了。──自带粮食坐牢的“创举”，也算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发明吧？

    回到家里，家里已经一无所有，老婆孩子面黄肌瘦，哭哭啼啼，诉不完的苦情。
说起来，才知道跟我这件案子有牵连的两个人，一个是江献龙、一个是樊子箫。他
们两个，江献龙解放前开染织厂和布店，和我算是同行，论年龄还是我的叔辈，这
时候已经年过古稀，老迈多病，为这莫须有的案子，被造反派三吓两吓的，吓出一
场大病来，没过多久，就一命呜呼了。樊子箫呢，就是一九四九年我外逃那天在城
南路边钓鱼的那个人，本是国营铁桥饭店的经理，也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此人工
作积极，不顾情面，平时难免得罪一些职工中的小人。“文化大革命”一闹起来，
这些小人大都参加了造反派，矛头首先对准了这个“大经理”，本来就已经三天两
头挨斗了，再加上“一百支枪”的案子，得志的小人们把他关在印染社楼上天天逼
供，三斗两斗，心脏病突然发作，也到黄泉路上找江献龙去了。

    一件莫名其妙的案子，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缺德带冒烟儿的坏蛋无中生有的，也
不知道是哪件案子阴差阳错地接错了线的，稀里糊涂地白送了两条人命，害得我也
被关了七十二天，能活着出来，还应该念阿弥陀佛，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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