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露锋芒打草惊蛇

    县城好溪南面的水南大队，有个社员叫丁上明，是个好学的小青年，对中医特
别有兴趣。他从朋友口中听说我对中医有些研究，慕名来访。这一路小青年，虽然
热衷于学中医，但是既没有资格上中医学院，又没有门路去向著名的老中医请教，
因此才不得已而求其次，找到了我的家里来。

    我与他一谈，发现这个年轻人并不是夸夸其谈的“半瓶子醋”，而是既有相当
好的医学基础，又比较虚心好学。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俩居然也一拍即合，谈得
相当投机。他经常在我家里一呆就是半夜，要不是我提醒，简直都不想回家了。

    时间一长，来往一多，我们除了谈论一些医学方面的话题之外，有时候也谈起
了一些各自的家庭琐事。有一天，丁上明说起他有个亲舅舅叫王指仁，打倒“四人
帮”以后，出任丽水地区物资局党委书记。我笑笑说：“这个人，解放前是三五支
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在西乡一带非常出名的。听说他只带两个警卫员，就敢闯进小
溪集市去逮捕恶霸地主施仲衍，人称‘虎胆英雄’。景云刚解放的那几天，他进城
来，通过朋友的介绍，也曾经到我的店里来吃过饭，只可惜没过几天我就逃亡外地，
等到我回到景云，他又已经调出景云了。”

    丁上明说：“三五支队进城以后，跟南下的外来干部关系处得不太好。中央政
策也有偏颇，于是权力逐渐落到了南下干部的手中。我舅舅解放以后实际上也没有
得到重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因为莫须有的问题遭到了‘革命派’的批斗。
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只怕到今天也解放不了呢。”

    我说：“解放军干部和土八路干部同时进城，双方有矛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
问题，不仅仅景云一个地方如此。土八路游击习气严重，组织纪律性差，特别是混
进了许多地痞流氓，一贯为非作歹，不但从正规部队来的干部看不惯，连当地的百
姓也看不起他们，这都是事实。另一方面，解放后强调阶级路线，执行的是阶级斗
争政策，不同阶级的人，哪怕是当年的亲朋好友，见了面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比如
说吕汉民吧，解放前我和他是同床共枕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解放后他参军走了，等
到我劳改释放回来，他已经从部队复员，在县供销社当主任，看见我，连个招呼都
不敢打。这还是好的，最厉害的是王悠庚，解放前跟我是吃喝不分的知交，对我应
该说是知根知底的吧？解放后他当了县公安局刑侦队长，就犯了六亲不认的职业病，
对我不说照顾点儿，反而处处地方找我的碴子，唯恐不对我严厉点儿，上级就会说
他右倾似的。”

    丁上明立刻说：“我舅舅可不是那样的人。不信，下次我见到他，问问他可还
记得你不。”

    我说：“我跟你舅舅不过是一面之交，后来就各奔前程了，也算不上是朋友。
他交际广阔，见的人多，像我这样的‘点头朋友’，他哪儿记得这许多？”

    这话，说过去也就过去了。没想到过了两个星期，一天下午日落时分，丁上明
忽然带着王指仁到我家里来了。将近三十年不见面，他已经苍老了许多，背也微微
有些驼了，当年那虎背熊腰的英雄气概，早已经荡然无存。要不是丁上明一进门就
喊“我舅舅看你来了”，我还真不会想到这个两鬓斑白的老人，就是当年叱咤风云、
令地主恶霸闻风丧胆的“游击队大队长”呢。

    不过我依旧没有老友重逢的那种激情，只是淡淡地说：“哟，今天是什么风，
把你这个地区级的老干部，吹到反革命的家里来了？你不怕丧失阶级立场么？”

    不料他却毫不介意地微微一笑说：“今天我是特地到你家里来吃饭的。记得景
云刚刚解放的头几天，我在你家里吃过清蒸甲鱼，味道真不错呢！你知道，我是个
大老粗，只会耍枪杆子，打恶霸很卖力，斗地主也很积极。我也知道你，一不是地
主，二不是恶霸，我为什么不能到你家里来，请你说说看。”

    我面有愧色地说：“当年我开店办厂，算是工商界人士，无党也无派，广交天
下友，进门都是客；现在不同了，你还是共产党，我可变成反革命了。如果你不与
我划清界线，株连上你这个共产党员，可不得了。这叫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王指仁笑嘻嘻地走进房来，管自坐下，点着头说：“听你这样说，是不想留我
吃饭啰？你不留客，我可要自留了。”

    我也尴尬地笑笑：“只要你不怕，进门还是客，只是清蒸甲鱼早已经与我无缘，
现在只有青菜淡饭了。”

    王指仁依旧不在意地笑笑：“这年头，能有青菜淡饭吃，就很不错了。我听上
明说，你家里这几年来吃的都是白薯呢。这也算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我无可奈何，只好吩咐妻子把饭菜端出来，我们三个，另开一桌，无非是家常
的素菜，总算还有一壶老酒，三个人分着喝，也无法共醉了。王指仁一边喝酒，一
边凝眉问我：“你这个反革命帽子，是什么时候戴上的？”

    我苦笑一声：“我从劳改队出来的时候，不但没戴帽子，没留尾巴，因为我在
抗洪抢险期间表现良好，释放鉴定上还建议当地政府安置适当工作。就因为我家是
农业户，到派出所报户口的时候，不但没给我安置个工作，连我是不是正式社员，
都没有明确。当时的所长明明知道我没有帽子，却根据‘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逻
辑进行推理，这一推，就把我推到四类分子那边去开会学习了。从此干部、民警们
就开口闭口说我是反革命，弄得我既不敢否认，也不敢申诉。我知道，只要我说一
声我没戴帽子，他们就会正式送一顶帽子过来，让我的反革命合法化的。”

    王指仁一拳砸在桌子上：“基层干部文化低，素质差，偏偏还要自以为是，结
果只能是胡作非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基层的事情，还只能在基层解决，你就是
告到中央去，也还是要转到基层来处理，结果当然更加糟糕。好在新上任的县公安
局局长陈连福是我的老战友，至少还能管得到派出所。吃过饭我就去拜访他，跟他
提一提你这个没有帽子的反革命问题，请他查一查你的档案，明确一下。”

    王指仁到县公安局为我翻案的新闻不胫而走。许多老党员、老朋友听说了这个
消息，估计我的问题快要解决了，有的提前来祝贺，有的胆子大了起来，到我家来
串门的次数增多了，说话也随便了。

    也许陈连福还没有通知派出所查我的档案，也许派出所接到了局长的通知拒不
执行，总之是王指仁的一片好心，其结果是适得其反。所长和小王等人早就认定：
在景云县，我是四类分子中最不老实的“典型”；打倒“四人帮”以后，如果我这
个“典型分子”首先得到平反，宣布我根本就没有帽子，是他们搞错了，不但他们
的面子过不去，其余的四类分子也更不好管理了。因此，他们必须在这个关键时刻
给我以再次打击，要让我明白过来，老实起来，乖乖儿地听从他们的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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