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兵两分路
自从林建国被送进分局拘留审查，一新工程队的全体人员即四出活动，寻
找门路，为减轻林建国的罪责而努力。但是他们那一帮子人，大都是从公安局放出
去的，社会地位本来就很低，亲友中即便有几个人跟公安局有点儿关系，但是一听
劳改释放分子在“严打”中重新犯罪，来托人情的人本身又是劳改释放分子，心里
就别扭，大都不愿意出面去管这种闲事。如今社会上，新的老的冤假错案多如牛毛，
不是亲儿、老子，谁肯在“严打”中出头露面为自己招是非？因此出去奔走的人固
然不少，能有结果的人却几乎没有。
李爱国凭自己的记忆先后去拜访了许多父亲的战友和下级，但不巧的是这些人
跟公检法系统大都沾不上边儿，更多的人则已经离休了。走投无路中，她忽然想起
了一九六五年有个程叔叔从重庆调到北京市公安局来当副局长，到京以后就到家里
来看望过爸爸。因为爸爸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文化大革命”起来以后，就再没有
消息。算起来，他现在还不到六十岁，应该还在公安局工作。抱着姑妄一试的心情，
她走了公安局的大门。
在传达室一问，程副局长已经调到公安部原子能保卫局当局长去了。到公安部
一问，答复是程局长因病已经许久未上班，不过却给了宿舍地址。按地址到公安部
宿舍一找，来开门的是个跟她差不多大小的姑娘。李爱国自报了姓名，那姑娘说：
她叫程英。
她虽然不认识李爱国，但曾不止一次听父亲说起过李伯伯。她父亲因病住进了
首都医院，母亲也到医院去了。她自己在法律研究所工作，因为要去考察一下北京、
天津、上海三个城市中“严打”和劳动教养的情况，今儿个在家里准备行装，未去
上班。
李爱国一听程英在法律研究所工作，而且马上就要下去考察劳动教养的情况，
顾不得多说客气话，就把自己此来的意图以及林建国的案情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请教程英可有胜诉的希望。
程英考虑了一下之后说：如果李爱国介绍的情况完全属实，那林建国应该是无
罪的。不管是不是在“严打”中，也不管是否有前科，只要遭到无理挑衅和攻击，
就允许自卫，后果只能由挑衅者负责。中国自解放以来，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把本
来应该由政法部门管的案子，交绘非司法人员去处理，造成了许许多多冤假错案。
党中央有鉴于此，已经做出了今后不再搞运动的决定。这次“严打”，名义上不是
搞运动。但是从政策的制定到实施，客观上又形成了一次运动。特别是通过居委会
的老太太们搞突击清查和对已经判刑的犯人大批地加刑重判并且注销城市户口这两
项，群众反映很大。因为一搞突击，审理案件就不可能过细，特别是不经过法院判
刑的劳动教养处分，名义上是由市人民政府处理，实际上是由派出所或分局处理。
有许多案件，又是以当事人所在单位领导人的意见为意见，这就等于在依法处理之
外又保留了一块权大于法的自留地，某些人正可以借此机会大搞陷害报复，于是旧
的冤假错案还没有清理完，新的冤假错案又接连不断地发生了。
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审判是独立的，而且是公开的。任何一个公民违犯了刑
律，都必须受到裁处，绝无例外。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领导人不去尽快健全
法制，却热中于搞运动，于是养成了一些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无视法律、为所欲为的
习性。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习性终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今
“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国家也一再强调法制，但是许多人积重难返，犯罪的
依旧无视法律，特别是蜕化变质的有权干部及其许许多多衙内、小姐们，敢想敢干，
甚至于无恶不作，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政法部门的软弱无力，姑息养奸；“刑
不上大夫”的官官相护关系网；加上“事不关己、不闻不闻”的“文革后遗症”，
不论是公共汽车上看见小偷儿偷钱包，还是冷僻胡同里撞见流氓强奸妇女，都能假
装看不见。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之下，刑事案件层出不穷，是并不奇怪的。但是是
不是必须搞“严打”这样的“不是运动的运动”，各人的看法就不一样。有人认为
再不搞“严打”，社会治安就无法维持下去了；只要一搞“严好”，特别是“注销
城市户口”这一招，简直是一抓就灵。因为许多流氓小偷儿根本不怕教养和判刑，
就怕注销城市户口。有的人则认为对一切刑事罪犯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严厉打击，不
存在何时对何者宽、何时对何者严的问题。反过来说，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单靠
搞运动，流氓、小偷儿可能多抓走几个，对于那些坐红旗车的刑事罪犯，依旧还是
连毫毛也碰不着。更不要说搞法外立法、非司法人员执法会出现非法、违法事件了。
为此，法律研究所就有许多研究人员对“严打”持不同意见。中国《刑法》的
制定，法律研究所的人员是参加了的；而有关“严打”法令的制定，法律研究所的
人员就没有参加。以至于法令和《刑法》条文有矛盾，使人无所适从。“严打”进
行中，就已经发现了不少问题，特助是“草率定罪”这个问题最为突出。作为法律
的研究部门，这一次下去调查，目的就是掌握第一手资料，具体分析一些案例，总
结搞“严打”的经验教训和利弊，提供决策部门参考。
程英说：林建国的案子虽然并不是最典型的，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这一
次下去，可以考虑先从这一案例入手。只要调查属实，她虽然没有决定权，但有建
议和向上反映的权利。她让李爱国把林建国的申诉书留下，她跟组内几个人先看看
再说。
李爱国没有想到会碰到法律研究所的程英，而且赶巧她们正要下去作调查，可
以名正言顺地过问这件案子，而且不算是走后门儿托人情。她相信她们搞法律研究
的人头脑都比较清醒，考虑问题也比较全面。只要她们肯过问此案，林建国就算有
救了。
与此同时，刘云峰也没有闲着。他在送走了李爱国的当天，就到教养女队去把
他的爱人找来，两人把林建国的案卷细致地从头到尾捋了一遍之后，取得了一致的
意见，觉得林建国的案子即便不能全部推翻宣布无罪，至少也是属于处分过重的一
类，可以争取减轻处分的。不过水大漫不过鸭子去，林建国归朱队长管，要申诉，
也得通过朱队长。
第二天上午，朱队长才回队上班。刘云峰把头一天林建国的未婚妻来接见的情
况向他汇报了以后，接着就提出了林建国出于自卫还击应当有别于流氓打架的意见，
建议朱队长打报告要求复查。
按照规定，教养所的管教人员虽然没有审理权，但有建议权。发现教养分子的
案情有出人，可以打报告向上级反映，要求重新审理。要求加减教养期，直到依法
逮捕或无罪释放。但是每一个管教干部心里都明白，教养分子中，“政治犯”的罪
行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可有可无，可大可小，政治风云一变，罪人立马可变功臣，
在原单位受到非刑逼供，供词有可能比事实扩大；除此之外，凡是刑事案件，不论
是贪污、盗窃还是流氓、打架，当事人总是千方百计狡赖否认，口供总是与事实相
去很远的。“文化大革命”过去已经六七年，教养分子中，“政治犯”已经没有了；
原单位私设公堂非刑吊打的情事也很少发生了。如今的教养分子，从阶级成分看，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属于非剥削阶级，高干子女还不少；从案情看，几乎清一色儿都
是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这些人栽了跟斗家里包不住掩不住了，不能不到教养所来
住个三年两年，一旦出去，活动能量都很大。因此老于此道的管教干部只要求教养
分子在教养期间老老实实，不要重新犯罪，就算完成住务。教养分子要求申诉，队
部不但负责向上转递，而且还免费提供纸笔，但是绝不签署意见。
朱队长就是这种类型的管教干部。他从劳改农场临时抽调到收容所来负责押送
教养分子去边远外地，他只要求他所管辖的那五十个人老老实实，不闹事，不逃跑，
有什么要求，只要能办到的也尽量答应。但要他去分析一体案子，要他主动打报告
向上级反映情况，他却办不到。他的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推则推，能拖则
拖；送到以后，你爱怎么折腾都行，只求眼下别折腾。因此，当他听完了刘云峰的
意见，很干脆地答复说：“林建国的案子，你有兴趣你办去，我不插手，也不参加
意见。人可以调到你的组里去。你随便给个人交换就可以了。”
刘云峰负气地认了可。到队部办了手续，把林建国领到自己管辖的组里，并在
他的申诉书上签署了意见，又专门写了一份报告，送到了中队部。
对于这种事情，中队干部照例是公事公办，照收照转。但是丛他们那种讪笑的
脸色和讥讽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都在笑他的迂。中队干部，都是收容所编制内
的人。他们长期以来从事于人员的收发、转运工作，就好像火车站的货运仓库一样，
只要做到货物不错号、不遗失、不损坏、不误期地运到，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货
物的成色真假，自有发提单位负责，多管闲事，结果只能是吃力不讨好。在这种单
位工作，先得修炼到充耳不闻、对面不见的道行，才能适应，不然人人喊冤枉，人
人都复查一遍，作为转运系统的收容所，就无法正常运转了。
刘云峰幸亏多长一个心眼儿，没把自己跟林建国是同班同学这张底牌也泄了出
去。不然，讪笑之外，又该怀疑他是不是枉法徇私了。
刘云峰对往上转的报告不大放心，又动员妻子一起去老丈人家要求老将出马。
刘云峰的老丈人，名叫焦守义。很可能他是焦赞的良后代，不单是性格粗鲁，
长相也是傻大黑粗，看见不顺眼的事情就发火，外号人称“焦大炮”，不过却绝对
是好人。他四二年十五岁参加八路军，四九年二十岁在中南海当机要通信员，往来
于毛刘周朱之间。五五年配合肃反运动，调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搞专案。由于脾气不
好，办事不随和，还特别爱较真儿，酒后更要直言伤人，三句话不对付，瞪眼睛骂
娘之外，还会动拳头，因此一直到了六五年，才算当上个没什么大权的副处长。不
到一年，又成了黑帮，挨批挨斗之后，两口子一齐去了五七干校，一个独生女儿，
也去了内蒙古。七五年回到公安局，依旧受到排挤，被分配到第五处去管劳改。粉
碎“四人帮”以后，仍留在第五处。第五处扩大为北京市劳改局，他晋升为政策研
究室主任。其实仍是个闲职，每天虽然也上班，却是既不研也不究，无非是喝喝茶、
看看报、聊聊闲天而已。而他八路军时代的老战友，不少人已经当上司局长或副部
长了。焦守义随着年龄的老化，加上女儿回到了身边，性格倒是逐年地随和一些了，
只是大炮脾气却依然如故。二两酒下
下肚，就要骂人。看不惯什么骂什么。不但背后骂，当面也骂，也不管别人下
得来台下不来台。知道他脾气的人，谁也不敢请他喝酒。好在他老伴儿的脾气特别
好──有人说，男人的坏脾气，多一半儿是让女人给惯出来的，也许有点儿道理─
─他女的脾气气又随妈，因此他总是一个人在家里自斟自酌，独喝独骂，母女二人
习以为常，也不去理他。
焦丽娟深知她父亲的脾气，生平最恨的就是红卫兵。因为他一生中只知道打别
人骂别人，从来没有受到过别人的打骂。一九六六年，他不但受到了红卫兵的辱骂，
还尝到了红卫兵的皮带是什么滋味儿。直到今天，一提起“红卫兵”三个字来，还
气得直骂娘。林建国虽然后来走上了流氓的道路，但是六六年的时候却是个响噹噹
的红卫兵，而且正是砸烂公检法夺了公安局治安大权的那一批红卫兵。林建国这个
名字，在他的脑子里也许还记忆犹新。要他为别人翻案，出于正义感，玍（音ɡǎ）
脾气一上来，叫他去拼命都行；但要他为一个鞭打过他、侮辱过他的红卫兵去出力，
只怕说下大天儿来也难以请得动他。
刘云峰一听此话有理，又把主意打到了他自己的父亲身上。
刘云峰的父亲刘柳，跟他的老亲家焦大炮正好是一对儿矛盾着的对立面，但却
又是十分和谐的统一体。焦大炮从小当兵，没念过几年书，而刘柳却是建国后第一
批留苏的莫斯科大学文学院高材生；五七年刘柳成了右派分子，焦大炮却是揪斗右
派的“兴无灭资社”先锋队员；焦大炮调到五处管劳改，刘柳当时已经从兴凯湖农
场调回北京，先在团河后在清河教养队教养；焦大炮性格粗鲁，动辄发火，刘柳却
是慢性子脾气，随你跳着脚破口大骂，他也不会发脾气。不过两人也有一个共同的
爱好，那就是杯中之物。焦大炮虽然嗜酒如命，却只有二两五的量，一过了三两，
就管不住自己那张嘴了。刘柳呢，尽管称不上海量，三两五两白酒却不在活下，依
旧能保持脑子清醒。别人不爱听焦大炮骂街，都躲着他，不敢跟他在一起喝酒；刘
柳却专爱找他的老亲家一起唱三盅。焦大炮两杯酒下肚，连骂带卷地说起他的所见
所闻来，更其有声有色。而焦大饱肚子里装着的这些，恰恰是刘柳脑子里缺少的那
部分。于是，两亲家这么一碰杯，刘柳笔下的小说、杂文就一篇接着一篇出来了。
难怪有人说，刘柳的作品，应该署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才合理。
劳改局的基层干部，上班不分白天黑夜，指不定十天半个月才能休息一天，还
不一定是星期日。就为这个，许多劳改队的小队长连个对象都搞不上，不得不到农
村去找“向阳花儿”。刘云峰之所以临时调到良乡来，一方面固然因为“严打”期
间天天抓人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领导考虑到焦丽娟在良乡教养女队当队
长，他们小两口儿虽然同在北京市工作，却也是“两地分居”，一个月中难得凑到
一起，就把刘云峰给“点”了来了。
这一天是星期六，两人同时放假一天半，吃过中午饭，就趁班车突然杀回家里，
赶巧刘柳也在家。考虑到中秋、国庆两个大节儿子、媳妇都没能回家碰一杯，老两
口儿建议明天把两位亲家一起请来，两家六口人补过团圆节。做小辈儿的见老辈儿
高兴，当然不反对。更何况正要找这么个机会让刘柳去做焦大炮的工作哩！
吃过晚饭，焦丽娟作为刘家的“特使”回娘家去邀请贵宾去了。刘云峰则坐下
来跟他父亲细叙林建国、陈卫国、李爱国这三个与新中国同时诞生的异性兄妹那一
篇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故事。果然不出刘云峰的逆料，这个故事还真吸引了刘柳，很
愿意进一步了解，作为创作素材，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刘云峰
才说出林建国已经被列人注销北京市户口的名册，而按照他的案由来分析，属于自
卫还击，不应该受到这么重的处分。可是小小老百姓的冤情，难于上达天听，劳动
教养属于行政处分，法院不管，申诉无门；他一个二十二级的劳改警察，在教养分
子面前固然是十一个兵分两行──人五人六地不可一世；但在北京市公安局，却是
马尾儿穿豆腐──提不起来。名义上劳改警察发现冤假错案有向上级报告的职责，
但由于职卑言微，即便报告打上去，也不过是公文旅行，画上几个什么问题也解决
不了的圈儿，最后无非是归档完事。为此，刘云峰向他父亲提出：要写林建国的故
事，必须向林建国本人了解更多更细的材料。而要跟林建国交朋友，前提必须是林
建国不离开北京──为了写林建国，追到青海、新疆或东北去当然也未始不可，但
另一个因素是林建国确实没有“流三千里”的罪过。要想让林建国不离开北京，就
必须重新审理他的案件。而这样的事情，只有领导干部点头，才能办到。当然，焦
守义如果肯出面讲一句话，没有十成把握，也有七成希望。只是这位焦赞的后代对
红卫兵从心眼儿里讨厌，要想说服他伸茬儿出面，非借重刘柳那三寸不烂之舌不可。
刘柳哈哈大笑：“整过你的人，你小子还要为他开脱，至少我不怀疑你是因为
老同学的关系在徇私枉法。为了透视林建国这一代人的心灵，反映他们这一代人的
命运，也为了再一次向林建国伸出援救的手，我就充当一次说客，粉黑登场，在你
的大炮老丈人面前试一试我的舌辩雄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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