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没有错，是走路的人错了

    昨夜睡得很迟，今天上午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梦，好多人站在露天广场上大合
唱，唱得激动，投入，个个都眉飞色舞，满脸表情。一个集体主义的大梦，醒来的
感觉还特愉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怎么思，思什么，也不至于思到集体主义
的大合唱上去。想必这是童年生活的投影。

    原想这部读书札记可以结束了，从头到尾再看一遍的时候，却有许多模糊的地
方。关于《灵山》的那些文字和篇章，以及文字篇章背后的作家思想，怎么看都像
在云里雾里。跟随作家在书中走了那么多的路，写了那么多的字，江这边，江那边，
好不容易过了江，以为能看到灵山了，最后遇到一个长者指点迷津，灵山还在江的
那边。这个“灵山”到底是什么地方？到底有没有这个地方？阅读这部小说之前，
就知道没有这个地方，网络上有很多介绍《灵山》的文字。我说的“灵山”不是小
说《灵山》而是小说中的那个“灵山”，作家希望找到的哪个“灵山”，作家心中
的那个“灵山”。那个“你”，那个“他”，那个“我”，那个“她”交错在一起，
搅和在一起，就是为了逃亡到那片净土——“灵山”。跟随小说中的文字篇章游历
了几圈，依然困惑。不得不与文本拉开一个距离再回想文本的文字与篇章。感觉上
以为这个“灵山”是有的。只是谁也找不到。是一个“抽象”？也不全像那样的
“抽象”。这个“灵山”，不会是佛经中的“西方极乐世界”。我不知道自己进入
的是“佛”，还是“道”。“佛”没有这么虚无。“道”又不像这么沉重。

    作家从江那边过来，以为灵山在江这边，遇到一位老者问路，而那位老者又说，
灵山在江那边。莫非作家从灵山过来？

    老者说，路没有错，是走路的人错了。逃亡灵山的路到江边断了。越走越远…
…老者说。

    ……

    作家在一段千年民谣中顿悟：有也回，无也回，莫在江边冷风吹。作家回到了
北京，后来逃亡到了更远的地方。

    我这个读者，跟随书中的文字行走了几圈，却无法沿着原来的路回去。

    在《灵山》与《一个人的圣经》的对比中，突然觉得《灵山》飘渺的背后还是
那个荒诞的年代的延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中国作家来说是一个希望与幻灭并存
的年代。作家们以为文学的春天到来了。只要去图书馆翻八十年代的旧报纸，就可
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全部面貌。写作自由、自由写作、文学的春天，都是作家一相情
愿的美好幻想。实际上一只强大的看不见的手把握着所有中国作家手中的笔，而另
一只强大的看不见的手则把握着中国文学的方向，不断地“清除”“批判”“封杀”
有异类倾向的文学和作家。

    怎么写，写什么，用什么表现手法，本来完全是一个作家的“私事”。就像一
个人是结婚，是离婚，是同居，还是独身，完全是这个人的私事。作家、艺术家艺
术构思越是别出心裁，越是离径叛道，越是能显现出艺术才华。但是在个人私事也
要受到公共目光的监督年代，人必须按那样的“准则”生活。一切文化艺术和文学
不再是艺术家作家的个性体现，而是成为无产阶级政权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作家
是国家供养的作家。理所当然必须在党和国家允许的范畴内写作。你拿的这份工资，
你是这样为国家，为党写作的职业。你的写作就必须规范在这个原则性极强的“圈
内”。无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都必须得到这个“原则”的权威目
光认可。出版社是国家的，杂志社是国家的，报纸也是国家的，剧院也是国家的，
所有在这些机构工作的人员都是领取国家工资的，即为国家服务的，是齿轮，是螺
丝钉。写作，这条路是对的。而是写作的人错了。寻找灵山的路是对的，走路的人
错了，你在这个体制内寻找灵山，你错了，因为这个体制内是没有《灵山》的。后
来你逃亡到法国，别人认为你又错了，但是结果证明你是对的。

    图书馆里的旧书真实得让人着迷。那些旧书曾经作为中文系教课书的书籍就是
那一代人的目光。这是农民革命的目光，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目光，无论怎么
说，都不是真正文学和美学的目光。文化大革命用更加激烈、极端的革命的理论否
定了这些“革命文学理论”。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些“革命理论”再次成为标准。
“革命的”和“更加革命的”的“东风”和“西风”本质是一样的，是一个庞大
“体系”里的两个分支。区别仅仅在于“比较级”。

    《灵山》的作家，《灵山》中的作家，所有的困惑，所有的茫然，所有的忧郁
都来自个人的写作愿望，来自对“自由写作”和“写作自由”的迷信，还来自这个
作家试图用个性化的写作取代“体制化”写作。他的全部不幸和霉运都来自他对这
样一种无比强大的“革命文学目光”与“革命文学理论”的漠视，来自他顽强表现
“自我”，维护“自我写作尊严”逆反行为。从表象上看似乎是“现实主义”传统
写作否定“现代派”写作。我以为首先要界定什么是“世界文学范畴内的现实主义
或写实主义”不妨称做“古典派”写作。什么是附属于政治和政权的“狭隘现实主
义”、“僵化现实主义”、“教条现实主义”、“御用现实主义”的“伪现实主义”。
而现在插着“现代派”“先锋派”标签的文学同样有那种只有文本，没有灵魂的
“伪先锋”“伪现代”。恰恰是这些抽去了真实灵魂呼喊与呻吟，淡化了人间苦难，
回避几十年极权政治对人性摧残，对人格凌辱的现状，这样的现代派却得到了“认
可”与“认同”。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反道德”？用什么否定？用什么肯定？

    如果作家写作仅仅是为了这样那样的政治目的，只为了一种顺应，用别人的目
光代替自己的目光，用“主义”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那么这样的写作还有什么
意义？如果作家的写作、出版要得到什么权利机构的批准，规定限制写作的范围，
那这样的写作还能够叫自由写作？这样的写作能叫“无名状态”下的写作？逃亡就
是摆脱。

    在报纸和网络上常常看到“过时论”。我们的历史过时得这么快是作家还是读
者急于想从那样的噩梦中摆脱出来，还是我们的民族没有勇气面对巨大无情的理想
幻灭？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了这么多年，依然是欧洲文学不放弃的题材。写这些
题材作家未必都是经历过“二战”的。

    我想我自己：我站在河边，风吹着我不长的头发。一个写作女人想沿着被自己
踩碎的青春回去……回不去了。不管河那边有什么，都要过去，生命在寻找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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