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置”？还是“对比”？

    连续两个半天都在美术馆看陈丹青的画展。因为不看报纸，美术馆有什么画展
也不知道，全是路过遇上。这样反倒是一种自由状态。人在自由状态，心情也就放
松，最怕那种被逼迫的催命状态。陈丹青的画展依然是遇上的。

    陈丹青素描油画展1968——1999

    知道陈丹青，不是通过报纸，也不是他后来的画展，而是在这些之先。他从江
西迁到江浦插队的时候我也在江浦插队，那时江浦的老三届知青基本都回城了，在
乡下的混的都是1974，1975年以后下乡的小知青。因为也画画便知道，从江西迁来
一个上海知青油画画得非常好，是老三届的，名字叫陈丹青。后来也看到他替珠江
镇上的人画的素描。真的非常好。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年轻的人画的这么好的素描。
我与他不相识，也没有见过他，八十年代以后看到他的一些发表、和印刷出来的画，
以及报纸上关于他的消息。

    我在江浦呆了两年，这是第二年。这一年我狂热地想入党。很少有时间画画。
每天都在积极表现。这个党，实在难入。在乡下插队的两年里，我只回南京呆了七
天。江浦和南京只有一江之隔。夜晚站在我住的那排红砖红瓦的房子的门槛上就可
以看到南京长江大桥上的灯光。但是，我愿望没有实现。这不怪党，怪我自己。因
为我突然之间放弃了“追求”。

    在一楼展厅我呆了半天，细细地看那些画，和画下面的说明。这些画调动了我
关于那个年代的记忆和思维。那个年代学画的人大多是画人物的。时代的印记是那
样清晰。

    陈丹青是一个坦然的天才艺术家，他什么也没有回避，什么也没有掩饰，一切
都呈现在那里，从画到文字。二楼的画是第二天下午去看的。楼上楼下的感觉完全
是不一样的。以为这也是一个并非完全抽象的“并置”。幸好我没有在一天里看完
这个画展，而是中间隔了一夜和一个半天。无意之间得到了一个“难忘的印象”。

    关于画，画家，生活，时代，历史，文化，寻找，回归……

    无意之中发现了许多，想到了许多……我是说，艺术表现方面。一个写作的人
看画决不仅仅是画面本身提供的意境和思维。我是说，我自己1995年以后的写作和
这样细致的写实有点相象。从一个画家的画面上很偶然地邂逅了这样极其细致的
“写实”。感到“接近”和“亲近”。我用文字细致地写生自己的“臆想”和“想
象”。那是一段历史，我没有经历过的生活。文字中所有的人物，事件，画面，和
氛围都是想象出来的。一个人不可能体验自己生活以外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确
实存在。重复一遍这样的生活，我用的是文字。

    关于“并置”。

    这是我从陈丹青画展里偷来的词。陈丹青把“并置”称作“图片并置游戏”，
他说，做法与效果都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有意义与无意义之间”。

    我想用“对比”这个词来说明一个“什么也不是”，“没有主义”的作家高行
健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的艺术特点。我在阅读中一直在思考这个特点，但
是没有找到接近和合适的词。我不敢冒用“手法”这个词。因为如果他的写作连
“手法”也摈弃的话。但是，我以为无论怎样，借用“并置”来说明，还是比较准
确的。

    时空对比，地点对比，东西方道德观念、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对比，乃至东西方
女人的对比，做爱氛围的并置，这些“对比”特点在《一个人的圣经》中是非常明
显的。“对比”穿插在现实片段与回忆片段之中。尽管“对比”的比重不一样，回
忆大于现实。布局也不均等（就篇章而言），这样处理之后的效果显然要比那种从
过去到现在，从中国到法国，从法国到香港，再从香港到法国……直线叙述的效果
要强烈得多。作家的才能在于大胆、随意地调动素材。不经意间把是故事或不是故
事的人和事件，与时空氛围拼贴、并置起来重现历史。人称上“你”与“他”，同
没有出现的“我”构成叙述角度并置，“细部写实”与“整体拼贴”，缓慢的叙述
节奏和浮躁的当代生活节奏，书中的文字世界和书外的现实世界，都是经意不经意
的并置。

    《灵山》中也有这样的“对比”。就是淳朴的中国民俗文化和神秘主义与中国
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以及刚刚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社会生活的对比。作家
的自由写作的意愿、艺术追求与官方对文学的限制这样的对比。因为在同一文化环
境中感到了一种对比，却没有达到《一个人的圣经》中对比的强烈效果。

    差异越大，对比产生的艺术效果和审美效果就越强烈，给读者的思考空间也就
越大。“对比”偏重的是理性审美。奇怪的是作家刻意表现的“灵魂”与“肉体”
逆向归属却没有达到“对比”效果，反而在诸多“对比”的衬托下变成了统一体。
作家的叙述和作家所叙述的那段历史还没有真正拉开一个距离。仅仅是一个人间
“受害者”在叙述，没有达到“无极境界”，既不是魔鬼也不是上帝。他似乎还在
乎什么，他确实在乎什么。有信仰的灵魂和没有信仰的肉体，没有信仰的灵魂和有
信仰的肉体，这样的对比没有能够成立。

    作家在这部小说里为什么不提自己的“信仰”问题？他从来都是没有“信仰”
的？还是曾经信仰过？还是为了什么假装信仰过？他为什么入这个“党”？

    为生存？为生活得更好？为获得特定时期的政治地位？他可以承认“他连夜写
了大字报贴出去，惟恐第二天改变想法”，但是他为什么回避自己加入这个“党”
的经历？

    在《一个人的圣经》第18章的开头作家这样诉说：复述那个时代你发现如此困
难，连当时的他如今对你来说都变得十分费解。要回顾过去先得诠释那个时代的语
汇，还其确有的含义。比如“党”这个专有名词，同他小时候他爸自命清高说的
“君子群而不党”完全是两码事，后来他爸也不敢这样说了，一提到这个字便严肃、
恭敬，手直打颤，杯子里的酒都晃出来了，要不也吓得半死。……

    在这一段里作家为什么不做这样的转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儿子入
党了，成了这个党的一分子。“君子群而不党”的下面一句是“小人党而不群”。

    我想知道这个“他”或是“你”在入党宣誓的时候怎么想的。如果他那个时候
就拒绝这个“主义”，为什么还要入这个“党”？！他为什么躲闪“自己”？为什
么“隐藏”自己？他已经是一只自由的鸟儿了，为什么还在乎这一点？他为什么不
在这个问题上拷问自己？为什么不对自己的面具进行彻底摧毁？这是东方“忏悔”
和西方“忏悔”的对比？

    我知道，没有人会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虽已经超越了艺术范畴，但是没有
超越《一个人的圣经》的文本本身的艺术与审美的范畴。失望已经无可阻挡地从这
些疑问中弥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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